穷少年学艺
那时候穷，穷得像秋田雨雀的俳句所说的和尚那样：“手里握着三粒豆子，不知是煮了好还是炒了好？”手边只有八角钱时，却有两个迫切的愿望：理发或是买木刻板。我决定买木刻板！任头发长到三千丈去吧！
可爱的女朋友说：“如果又买木刻板又理发呢？”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跟一个女孩子搞“投资合营”，我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好。我满脸绯红，不让她跟我一起上理发店，坐上理发椅，心里又怕她说话不算数，到时候不出木刻板钱怎么办？我们才“开始”不久，认真得很，不像40多年后的现在，我天天看着她那样也无所谓。不料一走出理发店，她早已等在门口，笑眯眯地交给我一块用粗纸包好的梨木板。
那块木刻刻出来之后，题目是“春天，大地的母亲！”
雕塑家前辈刘开渠先生在北京的一次便餐上，对人谈起我少年时代画速写人像从脚画起的'故事。但只是一次，因为跟版画家王麦秆打赌，碰巧被刘先生看见了。可见我那时的“狂”，总能得到原谅。
有经云：“不重久习，不轻初学。”我两头都占上了。
我几乎换了一个人。自觉长大了。
偷听酒仙对话
回北京时，我才28岁，很快被安排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院长徐悲鸿先生、书记江丰同志都是我景仰的人。
我进学院的时候，恰好徐悲鸿先生提议：所有的教授、讲师都画一画素描。冬天还没有过去，画室里生着大煤炉子。一位裸体男模特儿或女模特儿，老的或年轻的，轮流坐在我们的画室里。徐悲鸿先生由夫人陪着来看我们画画。我的天，他那时候才57岁，比我现在小多了！
一次他来看素描，我站起来，他坐在我的板凳上，从容而亲切地告诉我：“靠里的脚踝骨比外边的高。”没想到他对画的“结构”竟如此关注，我虔诚地道谢。我们还谈了一些零碎的事，他问我的家乡、我的生活。
模特儿是个70多岁的老头儿。这老头长髯，近干瘦，精神矍铄，尤其是他红润的脸庞让人产生好感。老人知道坐在对面的是徐悲鸿，有几分紧张。当徐先生说他像希腊神话中的酒仙时，老头儿摸摸胡子呵呵笑起来。
“老人家，您高寿了呀……请坐，请坐，不要客气，不要站起来……”徐说。“好！好！74了……”“噢！您以前是干什么活计的呀？”“厨子，大厨房的厨子。”“噢！厨房大师傅啊！了不得！那您能办什么酒席呀？”老头儿眼睛一亮，从容地说：“办酒席不难，难的是炒青菜！”
徐悲鸿听了这句话，肃然起敬。“老人家呀！您这句话说得好呀！简直是‘近乎道矣’！是呀，炒青菜才是真功夫。这和素描、速写一样嘛！”他真是个做学问、用功夫的人。他多聪明！他有一个勤奋、敏于反应的脑子。我几乎是一字不漏地将这段对话记了下来，廖静文女士想必也还记得，那是一番很精彩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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