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是司马迁笔下最成功的悲剧英雄。《项羽之死》生动地记述了项羽生命最后阶段的三个场景，是司马迁极着力、极得意的文字，也最能体现英雄之死的悲剧意蕴和文化价值。以下是项羽之死带来的启示，欢迎阅读。
项羽“欲渡”而又“拒渡”的矛盾心理和行为，是探究项羽之死悲剧意蕴的关键点。“垓下悲歌”中最为著名、也最具悲剧感的是“霸王别姬”一幕。项羽“歌数阕”，“泣数行下”，“奈何”既见自负又不甘的悲怆，也有英雄末路的无奈、无助。正如清人吴见思《史记论文》所评“一腔愤怒，万种低回，地厚天高，脱身无所，写英雄失路之悲，至此极也！”
然而，《垓下歌》实为虚饰笔法，是司马迁的“笔补造化”。除了对个人实力与命运不公的感慨，这段文字也是他对生命的留恋。“力拔山兮气盖世”是项羽生命力量的彰显，“时不利兮骓不逝”则是他面对不公命运的一腔悲怨。宝马与美人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宝马是英雄精神的化身，美人则代表其多情气质。所以，他叹的不只是骏马和美人，更有他逐鹿天下的英名和霸业、江东子弟。面对“四面楚歌”，项羽承认“时不利兮”，内心却依然对自己的生命有着极大的欣赏、肯定和留恋，——他不能也不甘让自己蕴含着无限力量与光辉的生命就此陨落。
“东城快战”是悲剧落幕前最后的演出，也是他“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又一次明证。在溃围、渡淮、陷泽的一系列拼杀中，项羽兵力锐减，仅剩二十八骑，当项羽意识到“不得脱”、“今日固决死”后，反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愿为诸君快战”。从情理上说“快战”、“溃围”是为到达乌江、实现“欲渡”创造条件，但实际上“快战”也是“让诸君知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为了让生命畅快地、完美地谢幕。身后几千追兵，项羽三番进出敌阵，如入无人之境，杀敌数十百人，斩首敌将如探囊取物。只“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惧惊，辟易数里”。项羽“认命而不服命”的抗争和由此爆发出的生命激情，把二十八人的战斗力也推向了极致。相对于汉军而言，“亡两骑”接近于零伤亡。“快战”是项羽生命价值、生命力量、生命自由、生命尊严的表现，不仅表现了项羽的勇猛无敌和神勇自负，也包含了司马迁对末路英雄的深深惋惜，对如此激情而骁勇无敌的生命毁灭的不忍！
“乌江自刎”是项羽为自己选择的最悲壮、最感人的结局。项羽来到乌江边，乌江亭长的出现使项羽的“欲渡”成为可能。或许是“天之亡我，我渡何为”的认命而又不服命，或许是亭长极为真诚、宽容的话触动了项羽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最终拒绝渡江。“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於心乎？”可见，项羽是知耻重义的。“知耻”使他不肯过江，包羞忍辱地苟活意味着生命的萎缩；“重义”使他不忍心江东父老因为自己再遭“天下汹汹”之苦。为无愧英雄名节、无愧七尺男儿之身、无愧江东父老，项羽选择以死相报。如韩兆琦语“他要用他的死来殉自己的事业，来殉自己的部下，来殉一切曾经支持过自己、拥护过自己的千千万万民众，也包括两千年来读这段历史的千百万读者”，也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生命的尊严。项羽自刎乌江的那种“死不惧而辱不受”的英雄豪气，那种“可杀不可辱”的傲然风骨，那种为生命尊严而视死如归的悲壮一抹已经成为永恒的风景，成为千古绝唱。
可见，司马迁之所以“浓墨重彩”、“笔补造化”，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彰显项羽的生命价值。写项羽垓下悲歌中的铁血柔情，东城快战中的骁勇善战，乌江自刎前的知耻重义，无疑是在为他悲剧的结局蓄势。惟其有不舍，有生命的留恋；惟其有神勇，有生命的激情；惟其有生路，有渡江的可能，对死亡的选择，才能更彰显项羽之死的悲剧感和震撼力，也才更令人悲慨至极。项羽为何“欲渡”而又“拒渡”？正如韩兆琦先生认为，这段乌江亭长“劝渡”的情节也许历史上并不存在，它只是司马迁为项羽最后涂饰的壮丽一笔。如果没有欲渡，没有拒渡，项羽只是最后从容战死而已；而拒渡则表现了项羽的一种人生态度：宁可无愧而死，不肯惭愧而生。
中国的历史观向来习惯以成败论英雄，项羽性格残暴、刚愎自用，但人们往往能宽容项羽，虽有“难矣”、“过矣”、甚至“岂不谬哉”等责备之词，但项羽身上比道德、政治更高贵的是生命的自由精神、激情和尊严。而项羽生命激情的最后一次爆发，绽放出了最高贵的人格魅力，也极具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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