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各位参观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是中国唯一以海外交通史为专题的博物馆。1959年创建，新馆于1991年建成。它的外型象一艘扬帆起航的大海船，内设有“泉州海外交通史陈列馆”、“泉州宗教石刻馆”、“泉州民俗文化陈列馆”和“中国古代船模馆”等四个展馆。
在“泉州海外交通史陈列馆”，我们将从大量的珍贵文物和模型中去了解古代泉州、了解古代刺桐港的兴衰。泉州，古称“刺桐”，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曾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泉州的海上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到了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海上贸易活动空前繁盛，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的泉州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到了明清两代，由于中央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官商渐渐衰弱，
而私商贸易迅速崛起。大批移民流向海外，泉州因此成了一个著名的侨乡。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古代泉州府的版图。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德化、永春、安溪、晋江、石狮、惠安、南安，以及解放后划归厦门的同安和现属台湾的金门岛。古刺桐港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三湾”所指的是：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在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由此而组成了这个著名的东海名港。在这个沙盘中所标出的是泉州省级、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泉州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二处，其中大部份与泉州悠久的海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据记载福建最早的居住者是闽越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就已“善于造舟“。从1920 年在福建连江出土的独木舟残件，能够明显地看到有火烘烤的痕迹，这说明在当时人们已经能够用火和石斧制造独木舟用于海事活动。由独木舟发展而来“舢写船”形状象一只栩栩如生的水鸟，它已经具备了福船的一些特征，可以说是福船的前身。在公元后的十六个世纪里，福船以它优良的性能、先进的技术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船种之一。
三国孙吴时，晋人因永嘉之乱南迁。现在泉州地区的王、林、陈、黄、郑、唐、邱、何、胡等姓氏的祖先，多来自于中原。他们来到晋江的两岸，沿江而居，开始把这条江称为“晋江”。三国吴景帝永安三年（公元260年），由于晋江人南迁，闽南地区人口增加。吴国设置东安县加强管理。管辖南安、晋江、同安三县，县治设在今天的南安丰州，使丰州成为当时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80年，在丰州出土了“太康五年六月六日作”的基础和一批随葬的陶制日用品，至今，闽南农村的一些生活用品仍保留着当时的风貌。
经过两晋的发展，泉州海上活动渐渐活跃，到了南朝，泉州已经有大船通航南洋。有记载最早来到泉州的第一个外国人是印度僧人拘那罗陀（真谛）。他曾两次想由拉州乘大船前往梭伽修国（今马来西亚），都因遇到风浪，而不能成功。在九日山下的延福寺里，由他历时多年翻译了《金刚经》等经文，为佛教的传播作出了－份贡献。至今九日山仍存有一块“翻经石”，是传说中拘那罗陀翻译经文所在地。
唐代是泉州港海上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泉州和福州分治；而到了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泉州治所从南安迁移到了现在的泉州市区。这时，泉州户口，发展到三万五千五百七十一户，约十几万人口。泉州经济也得到不断的发展，农业、织造业、陶瓷业、冶炼业等在这一阶段都已经初具规模，这为泉州在宋元时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奠定了一定基础。这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交通发展十分迅速。1982年，在开元柳三娘佛塔中所发现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石经幢上刻有“海路都指挥使“的名称，这就是当时专设的管理海外贸易的官职名称。可见当时泉州的海外贸易已经发展到需要由专人的管理。
唐五代时，泉州节度使留从效为适应海外贸易的发展而扩展城区，并沿城环植刺桐树。从此，外国人亲切地称泉州为“宰桐”（ZAITUN）。但是，它在阿拉伯语中的含义却是油橄榄。这或许是他们睹物思情，看到了刺桐花，想起了故乡的缘故。
宋元两朝，是泉州交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泉州与汴京（开封）、京北府（西安）、杭州、福州、长沙、庐陵、南京同称为全国八大城市。城市户口由唐元和年间的三万多户增加到淳枯年间的二十五万五千七百五十八户，已经拥有百万人口。为适应港口城市的发展需要，泉州又多次扩修城墙，这里所陈列的宋代城墙，就是南宋嘉定年间，以“胡贾簿录之资”大修的历史见证。
宋时商船外出经商，一定要持有市舶司发给的公凭。李充公凭就是当时由宁波市舶司发出的。李充是一位泉州商人，他带领商船到日本经商，并将公凭留在了日本。公凭中记载了纲首，也就是船长李充，并且将一艘船的甲板分成几个区域，分别记明负责各个区域船员的姓名。另外，还详细记载了船上所载的货物。可以说它是最早的出国签证。由于当时泉州没有设市舶司，泉州商人外出经商都绕道宁波领取公凭，给许多经商活动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北宋元枯二年（公元1087年），中央政府在泉州设置了市舶司，下设堆放货物的市舶库和接待外宾的来远驿。便利了过往商人的贸易活动。
为了将优质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港口，泉州人架起了中国第一座跨海石桥一洛阳桥。这座桥梁首创筏形桥基，并且采用种植牡蛎的方法加固桥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生物学和工程学综合运用的最成功的例子。洛阳桥建成之后，港口附近的许多地方纷纷仿照它的.造桥方法，建成了许多长度不一的跨海石桥。其中堪称中国最长的古代跨海石桥的是安平桥，桥长2250米，俗称“五里桥”，素有“天下无桥长此桥”之说。当时人们这样形容泉州的桥：闽中桥梁甲天下，泉州桥梁甲闽中。
古代泉州人的智慧卓越超群，早在一千多年前，他们就能够用“桐油加钉子”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船种：福船中的泉州船。1925年，泉州湾后诸港曾出士了一艘宋代古船，残长24．2米，宽9．15米，复原之后，它的长度可以达到36米，宽11米，载重量200吨以上，是当时泉州所造的中型的货运海船。从它的剖面模型上，我们可以发现它有十三个水密隔仓，水密隔仓在中国的运用始于唐代，比欧洲早了一千一百多年。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这艘船模上发现，它的船锚采有物是木爪石碇的结构。近百年来在日本、朝鲜等地发现有不少与泉州船相雷同的碇石，这足以证明古代泉州船的足迹。
近年来，我们在港口附近发现多艘沉船。其中1980年在法石湾发现的一艘载重量吨左右的宋船上，有一片蔑帆的残件，属国内唯一的一件珍贵文物。蔑帆是泉州古代海船用帆的一种类型。在南宋前，棉花种植纺织没有广泛推广之前，只有官船才用得起昂贵的丝织品作帆。聪明的泉州人用蔑片、竹叶等天然植物原料制成蔑帆，一直到明朝仍广泛运用。
一艘艘性能优良的泉州船驶向朝鲜、日本、驶向东南亚，甚至远渡重洋，驶向非洲东部，驶向地中海，将精美的刺桐缎和中国瓷器带到了世界各地。同时也载回了无数为经商、传教等不同目的而来的海外友人。
在当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同种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都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但古代的泉州却以她博大的胸怀，同时容纳了多种宗教共同生存和发展。这当中有中国传统的道教、南朝传入中国的佛教，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千百年来，泉州的石刻默默记载了诸多宗教在泉州的兴衰。象清源山上中国最大、最古老的道教石刻老君岩；晋江东石南天寺的“西天三型”佛教石雕；伊斯兰教“蓄刻墓”石碑；基督教的“也里可温吴安哆呢嗯碑“和“安德列·佩鲁贾基碑”；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努力雕像以及世界仅存的草庵寺摩尼光佛雕像和摩尼教经文石刻。除此之外，海交馆内现存的五百多件宗教石刻，无一不证明，泉州无愧于“宗教博物馆”的称号。
明代，是中国及全世界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提起“郑和下西洋”，总能牵动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郑和率领由两万七千多人和近两百多艘福船组成的船队由泉州起航，浩浩荡荡驶向“西洋”，你可知其中有多少泉州人辛勤的汗水。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中百分之七十五的水手来自福建，仅在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福建订造的海船，就有一百三十多艘。郑和宝船，是船队中的指挥舰。史书记载“长四十四丈四，宽十人丈“，为福船型。复原后长约126米，宽约51米，载重量可达七千多吨，排水量一万五千吨，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万吨轮。由于当时没有机械设备来推进它，只有充分利用风力，因而它的帆特别多，史称“九桅十二帆”。
然而，就在郑和船队满载和平和友谊驶向世界各地传播大国礼邦的优秀文化时，明朝政府两度宣布实行“海禁”，只允许泉州和流球通商，泉州由此成了对琉球贸易的中心港口，两地关系渐密切。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赐福建人三十六姓移民琉球，这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及朝贡贸易的进行，起了很大作用。现在日本仍保留有这三十六姓的族谱，证明了琉球和泉州的亲缘关系。
作为当时中国的一个附属国，琉球王要由明朝册封，在历代册封琉球使一览表上，我们能看到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至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的四百多年间，共有二十五位使臣前往琉球册封。“封舟”是册封使臣所乘坐的船只，都是由朝廷下令福建承造新船或买船改装。据记载明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所造的一艘封舟，长15丈，宽3．16丈，有28舱，并有三层船舱，船尾还建有尾楼，安放海神妈祖，祈祷平安。
在明代，倭寇曾多次进犯我国沿海。泉州作为一个沿海大城，自然也不可幸免。明嘉靖年间倭寇犯境的简表显示，在短短的四十四年里，倭寇进犯达十五次之多，每一次都给泉州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为了抵御倭寇进犯，泉州人铸造了大大小小的铁炮，有的重达一万多斤。同时，泉州还涌现了一大批抗倭英雄，其中有和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的俞大猷。
由于“海禁”，刺桐的官商贸易日渐衰弱。沿海商人的贸易受到影响。为了同朝廷相抗衡，沿海许多海商纷纷组织了规模宏大的船队从事私商贸易，最具代表性的是郑氏海商集团。创始人郑芝龙，在年轻时到过日本，并在乎户与田川七左展门之女结婚，生长子郑成功。郑氏集团将日本作为主要贸易对象，同时与荷兰等国及东南亚地区有贸易往来。在我国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最早的私商活动出现在安平港，这里可直通金门、厦门，是闽南水陆交通枢纽之一。安平商人早在唐代就航行海外。明代，他们的贩海活动达到鼎盛时期，足以和安徽商人相匹敌。到了明代中晚期，私商贸易中心逐渐转移到漳州的月港，并逐渐向厦门港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沿海的产生，为寻求生路，大批移民涌向海外，使泉州成了一个著名的侨乡。据统计现在世界各地的泉州藉华侨已达人百多万，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日本、美国等地。他们的出国，使中外民俗文化出现了一场奇特的交融。至今，我们还能够在世界许多地方发现中国风格的“石敢当“、泉州式的“风狮爷”；也能够在泉州发现许多有异国情调的物品，“萨兀”就是印尼华侨参加巴厘岛宗教活动的用品。泉州的建筑风格，也受到海外的影响。例如，最繁华的中山路两旁的骑楼，就是受东南亚风格的影响而建的。同时随着近代华侨由东南亚向世界各地移民，类似的风格也出现在悉尼、旧金山等地方唐人街。
每年的三月和九月，总会有众多的香客从世界各地云集湄洲，拜祭海神妈祖。妈祖，姓林名默，相传她经常拯救海上遇险的船只，为乡亲行医看病，死后被奉为神。宋朝时，沿海各地的海民和航海者把妈祖奉为海神。北起丹东，南至广州的重要港口都建有妈祖庙。通过华侨，妈祖信仰传到了世界各地，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妈祖庙。在这近千座妈祖庙中，大部份庙宇是由泉州分炉出去的。因而始建于南宋庆历二年（公元1196年）的泉州天后宫，是中国八百多座天后官中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的妈祖已经不仅仅是海上保护神，她更成了许多海外赤子思乡情节难以割舍的一部份。
我们所熟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在继承并发展了郑氏海商集团的贸易之后以商养战。公元1661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但是公元1662年，就因病去世并安葬在台湾，公元1699年，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率部回归祖国时，将他的遗骨带回家乡安葬。至今，我们仍然能够从水头郑成功墓出土画像的复制品中，一睹这位民族英雄的风采。
随着明清两朝闭关锁国以及古刺桐港港口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变化，古刺桐港逐渐衰弱了。但是，通过这个海交史陈列馆，我们不难想象出当年“缠头赤足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宾”的辉煌岁月。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展望未来。几百年后的今天，这再度开放的城市，将会迎来更灿烂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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