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拥有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民族必然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
——引自《大国崛起》
了解中国历史的人一定了解中国经历过无数个动乱时期，又从动乱不断走向和平，如果出一个选择题的话，你选择和平还是动乱？我想作为普通的百姓的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平。但是，这样的选择就真地对了吗？
老百姓闲下来的时候，总会觉得活的不那么壮烈，于是关于英雄的故事就会成为一种调剂生活的话题，大家都知道英雄更多地出现于乱世，乱世中的平民有更多的机会成为英雄，这时乱世的苦难已经淡漠了他的色彩，留下的只是关于英雄的梦想和传说。而我想说的是不关英雄的事情，是一个比英雄更为重要的关于乱世的话题，那就是伟大的思想。
伟大的思想和乱世有关系吗？有，当然有。且看我的理由：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思想高峰时期，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就是离我们很近的五四时期，试问这三个时期难道不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吗？这是一种巧合呢？还是有着必然的联系？
我之所以立论动乱时代与伟大思想的产生存在必然联系的依据有四个：
一是任何伟大思想的产生必须经历来自多方的强烈的思想碰撞，这种思想的碰撞要求各方必须势均力敌，而后才能产生剧烈火花，从而引导出的思想光芒。多重的势均力敌的思想只有在动乱时代才有可能发生，尤其是中国。大家知道在大一统的和平年代，作为强大的中央政权必然谋求思想统一，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动乱时代这样的禁制才会放松。
二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家们都要在能够保住性命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合着留，不合则去，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所以动乱时代的知识分子反而能够畅所欲言，并无顾忌。这里不让说，就到别处说。如果在和平年代，一个公然和强大政府倡导的主流思想唱反调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哪个地方你都呆不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动乱时代，那就很自然了。
三是动乱时代，强势者都要延揽人才，要谋求统一之策，统一国家只靠武力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哲学思想做为行为依据，思想家这时就成了奇缺之物，各种强势力量必然会孵化各种不同的思想为其服务。
四是知识分子的天然秉性是要不断的追求，通过超越前人而显示自己的价值，在和平年代，知识分子本身受到的具有主宰地位的主流思想的压抑，人格中叛逆因素会在动乱时代肆意宣泄。
在为了能印证我的说法，就拿刚才讲到的三个思想高峰来说事：
先从第一个高峰说起吧，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但那个时代的思想巨人们的伟大思想成为一个横亘在中国历史上至今也无法超越的高度，那些巨人的名字：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孙武子……使后来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家无人敢称大师。中国现代却到处都有大师，真的、假的且不论，却没有一个人妄称自己是思想大师，即便狂傲有如李敖者，也望之却步，不过这话还不能让李敖知道，否则他非要称自己是思想大师，还真没有几个人能够劝得了的。
遥想那个久远的春秋战国年代，王权衰落，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好多国家一夜之间冒了出来，兼并战争接连不断，诸侯为求争霸，延揽人才，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孙武子们，纷纷开山凿河，各成一派。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个人利害与国家之间的利害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各种思想相互影响，相互争论。当时各国诸侯大都知道要尊重人才，尊重思想，所以，对持不同思想的各派的学者兼容并包，都受礼遇，允许其“合着留不合则去”。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说的就是当时各派学者的定期聚会，各学派代表人物在此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他们争论既要对不同观点进行洁难，还要张扬自己的主张内容从自然开始，涉及人生、社会、道德、王霸乃至整个宇宙。还有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时，思想氛围也是宽容的，允许充分的争论，再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可以说正是因为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各国统治者尊重思想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思想的自由碰撞才催生出这个时期的伟大思想，并一举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对中国社会的以后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第二个高峰是汉亡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说起魏晋南北朝的思想还必须从汉朝谈起，汉朝曾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统一的国家要求统一的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和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为了维护统治，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使儒学在其后两千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被视作正统官学。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所形成的儒学思想重压成为动乱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思想叛逆的最重要的精神根源。魏晋时期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重大转折。
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文人讲究名士风度，喜欢谈玄，按张英基先生的说法：“魏晋时代，是一个充满着战争和饥馑、阴谋和残忍、悲歌慷慨和背信弃义、寻欢作乐和潇洒风流的时代。由于社会的动乱，礼教的虚伪，不少士人为了逃避现实而信奉老、庄，寄情于山水。他们蔑视礼法，追求虚静超然的精神境界，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兴起”。譬如那时候的名士都喜欢奇装异服，还有的就干脆少穿衣服或不穿衣服，有人当街抓虱子并吃掉它，而旁若无人，有人惯用“青白眼”看人，有些人以豪饮为荣，像刘伶、阮籍那都是能喝酒的好汉，中国文人的好酒之风就是从他们开始的，喝醉了什么都可以轻狂，哪有什么礼法在眼里。而且魏晋名士恐怕是世界上最早吸毒的人，他们喜欢吃一种叫“五石散”的东西，吃完之后，浑身燥热，满街狂奔，令人羡煞。种种怪异行为的背后，是魏晋名士对传统的儒学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强烈叛逆，在这样的冲击下传统的礼教束缚逐渐转向松弛，先前那种思想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种思想活跃了起来。玄学是在儒学高压下的一种思想解放，是向老庄思想的一种回归，是在人性上追求自由的一种表现，东晋以后，玄学又吸取了佛学的成分，并改造了佛学，造就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流派——禅宗。为中国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打下了思想基础。可以说正是一个强大王朝的瓦解后的动乱时代为这种思想叛逆提供了历史机遇。
第三个高峰就是五四时代了。我们都不会忘记中国在近代的衰落，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甚至走到了亡国的边缘，中国本土文化孕育出的思想已经不能给中国找到出路了，中国向何处去第一次成为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摆在了国人面前，好在封建王朝已经解体了，又开始了一个动乱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一场我们谁都不会忘记的、著名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扬民主和科学两面这旗帜，猛烈抨击几千年的封建思想，使中国思想传统在那时发生了断裂，而这种代价为中国换来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是各种流派兼容并包、自由辩论的思想文化运动，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接受外来文化思想最深刻的年代，也是中国人思想解放最彻底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以上说的三个思想高峰都形成于动乱时期，我们需要伟大的思想做我们民族的灵魂，这种思想能够引导我们不断前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那应该是一个和平、和谐的社会。动乱时期产生的思想必须根植于和平的土壤才能开花结果，我们珍视和平，我们也要珍视能够创造和平的、产生于动乱时代的伟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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