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扁担两头吊着勾子的绳子，一圈圈绕在扁担上，两个勾子勾起两只水桶，挑着两只水桶晃悠着去井眼挑水，两边的水桶和人差不多高，遇到坎，遇到踏步，就得咬紧牙关掂起脚，把扁担一头的水桶翘起，然后挪步，用一只手拉住后面的水桶，不让它沉下去，直到跨过坎，迈过踏步，歇会儿，再继续蹒跚着起步，那是我十二岁挑水时的情景，记忆中，家中那只大水缸总也挑不满，村里那口老井总是离家很遥远，很遥远的，想起小时候的事作文。
那口老井在奶奶的记忆中就没有断过水，冬天，白白的水气从井口冒出来，带着些许的暖意。夏天，从井里打一桶水上来，捧起一掬清澈如茵的水，喝一口，清凉和丝丝的甜意，瞬间通透全身。
整个村子就这一口老井，因此早晨和傍晚，大人们不得不排队挑水，井在村子的那头，我家在村子的这头，因此每天挑水总是花去爸爸和妈妈的很多时间，有时早晨天蒙蒙亮，妈妈就起床挑水，晚上也不得不拖着疲劳的身子，提起扁担，挑起水桶去排队挑水。
那一年的暑假，姐姐十四岁，我十二岁，妈妈把挑水的任务压在了我和姐姐的身上，每天下午挑水，这个时候大人们都下田劳动去了，井眼头静悄悄的，用不着排队，由着我们磨磨蹭蹭地拎水，挑水，玩水。井眼离我们家大约有四百米的路程，有一直一横一直三条弄堂。姐姐和我各分一半的路程，因为姐姐年长，所以妈妈让姐姐负担了井眼拎水挑水的那一半，而我只需在半路接过姐姐的担子挑回家，回家把水桶歇在水缸边，然后站在小凳子上，在奶奶的帮助下，和奶奶一起抬起水桶，把水倒进那只永远都挑不满的大水缸。
总是挑到差不多八成满，奶奶就会告诉我：今天再挑一担就歇。我如释重负地转告等在半路的姐姐。夏天因为天天要挑水，姐姐有时会狠心地对我说：别理奶奶，我们今天偏把水缸挑满。姐姐对着苦着脸，欲罢休的我打气：想想看，明天我们就可以不挑水了。往往只能听她的，就咬咬牙。想着明天不必挑水的自由，支撑着把一缸水挑得满满的。
第二天，奶奶果真没有催我们挑水，这一天就特别的轻松，可以像别的孩子那样去稻田拾稻穗 。
第三天，奶奶会催促我们挑水，姐姐就移开缸盖，伸头朝缸里看，拿水勺往缸里探水的深浅，然后不以为然地对我说：别理奶奶再吃一天是足够的。这一天照样的过得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快。但接下来的一天就倒霉透顶了，放下早饭的碗筷，妈妈就在责备姐姐了，我赶紧探头往水缸里看，水缸底下漾着浅浅的一汪水，近乎底朝天。抬起头，正好遇到姐姐不耐烦的目光，她把妈妈对她责备的不满转到我身上：有什么好看的。我只好磨磨蹭蹭地提起扁担，把那勾子上的绳子一下、一下地往扁担上缠。姐姐就会气乎乎地夺过扁担，三下，两下地把绳子缠到合适的长度，狠狠地把扁担递给我：快点挑来，今天不把人挑死才怪。说着将她的辫子一甩，抬腿顾自走了。我就晃晃悠悠地挑着一对空水桶，把它交给等在半路的姐姐。然后坐在长长的弄堂口，荫凉的青石阶上等她。
这一天就够我们两个受了，那大水缸总是不见水痕上来，才挑两担，姐姐接过担子就急切地问：到那里了？我幽幽地答：还远着哪，两担水下去，还在缸底呢。一趟趟姐姐接过担子，不厌其烦地问：还差多少？她总是不愿意相信我的话，那水缸也似乎漏了底，一担担的水下去，就是不见水满上来。上午挑不满，下午接着再挑，下午挑过三担水，姐姐就再也不相信我的话了，她要把我们两个的路段换个位。让我挑前半段，她挑后半段回家。
但我不能从井眼里拎水上来，两个人就一起来到井眼。然后我站在一旁，看她用长长的竹杆勾子，勾起小水桶，在方方的井口一角，叉开双脚，，把水桶放到井下，然后一抖，一沉，一提，再用力提起杆子，又忽地溜下手中的竹杆，只听水桶在水中“扑通”地响起，姐姐就侧过身，一只手提竹杆，一只手将她的辫子往后一甩。然后用两只手迅速地，一口气把水桶从井底拎出，重重地放在井沿上。“把水倒进去。”她命令提着扁担，傻站在那里看她拎水的我。我连忙放下扁担，拎起小桶的水，倒进大水桶中。三小桶水能倒满一大桶，往往姐姐拎满一大桶，就浅浅的拎半桶水上来，放在井沿边，蹲下身，将水桶倒过来，用口对住水桶的边，喝上几口，她喝过，用手将水桶轻轻地一移，示意我喝，我便依她样蹲下来喝水。剩下的两个人就捧起来洗脸，然后再拎半桶，两个人把脚对站着，姐姐高高地拎起水桶，把水倒在两人的脚上，这时两个人便忘了疲劳，姐姐也忘了我给她带来的坏消息，中学生作文《想起小时候的事作文》。
看姐姐拎水那熟练、优美的样子，我就自告奋勇地对姐姐说：让我来拎。姐把井勾递给我，不屑地说：你能拎起来？我按着她的样子，用竹勾勾起小水桶，像她那样把水桶放到井下，一抖，一沉，一提，再提起，放下竹杆，但水桶似乎只是浮在水面打圈，并没有那沉沉的“扑通”声，我使劲地顿几下，但手上的感觉水桶还是轻轻的，水只在水桶底下，并没有多少水进入小水桶。姐姐站在井眼旁的树荫下，眼睛搜索着旁边树上鸣叫的“知了”说：拎起来倒掉，你这样拎到夜都拎不上一桶。我又按她的样子，侧过身，把水桶拎上来，水桶里只有浅浅的一点水，用它泼在手上，倒在脚上，再将桶放到井下。姐姐又指挥道：一抖，一沉，要用力，要快。看她提得轻巧，说得容易，但无论我怎样的用力，最满意的也就提上来半桶水，再抬头看树荫下的姐姐，姐姐却晃着辫子，顾自走了。我只得憋着劲，小半桶、半桶一趟趟地拎，刚才看姐姐拎水的有趣劲，半点都没有了，终于把一桶水拎满。把扁担两头的绳子理直，蹒跚着挑起担子。姐姐早就在那里等得不耐烦了，她斥责道：要介许多时光的，一担水都到家了。
看着她挑起水桶疾步而去的背影，我不服地朝她喊：拎水是你的活。姐姐没有回头理睬我，我抹抹脸上的汗，气喘吁吁地靠在墙上，尽管是夏天，从长长的弄堂吹过来的风，还是清凉凉的，一会儿满头大汗就收了回去，等喘息平和了，便坐在青石板台阶上，寻找前呼后拥搬家的蚂蚁队伍。随手捡根草或者树枝条，把蚂蚁们艰难地拖着拉着的猎物，轻而易举地拨到她们的洞口，让它们免了一路的辛苦，然后得意地看着它们慌乱的队伍。终于听到扁担“吱嘎，吱嘎。”的声音，抬起头，姐姐已转过另一条弄堂口，抱怨着过来：这断命水缸，怎么挑不满。走到我面前，她并没有停下来，我欣喜地看着她从身边走过去，我已知道那拎水的活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看她摇晃着两只水桶远去。便又继续观察那蚂蚁的队伍，直到姐姐把一担水放在我的面前。我迅速地把蚂蚁们的猎物送一程，站起来。看到姐姐扁担一头的小水桶，我惊喜地问：今天不挑了！姐姐呲牙咧嘴地揉揉肩：不挑了，都快挑死了。说着拎起小水桶，甩一下辫子，走了。留下我和一担满满的水。
我揉揉肩膀，略蹲下身，把扁担放在肩上，咬咬牙，提一口气，把水挑起来。好歹这是这天最后的一担，心里没了负担，肩上的担子似乎就轻了许多，脚下的路程似乎也短了许多，只歇上两次，很快的便到了家。和姐姐一起把水倒进缸里，水面只不过到水缸大半而已，姐姐仔细地看看缸里的水面，我不满地埋怨：都是你缘故。姐姐不以为然地朝我白白眼：不挑两天总舒服的呀。这样一直到开学，但星期六，星期天这挑水的.任务还是我们的。
记得那天，照例的由姐姐从井眼挑到半路，然后由我挑回家。我们家是村里有幸装有广播的人家，而从井眼到我们家这些长长的弄堂没有广播，白天的长弄堂是静悄悄的，50公分宽度的一块块青石板嵌在鹅卵石路中间，两边房子的墙脚结满青苔，古朴而幽静，只有大摇大摆觅食的鸡鸭。我刚挑着空水桶跨出家门，广播里就传来一阵阵的哀乐，我边走边惊恐地立起两只耳朵，不敢相信那悲痛的消息，我挑着水桶奔向姐姐，害怕地忐忑不安地告诉姐姐：毛主席逝世了。姐姐伸手就打过来，我本能地让过，她咆哮起来：你胡说什么？毛主席他老人家……这话能随便说的，你昏了头是不是。她狠狠地从我肩上夺过担子，“蹭蹭蹭”气哄哄地走了，走了一段路又回头凶狠地说：别对人乱说。我恐慌地点点头，无力地坐在青石板台阶上，忽然坚信自己是听错了，姐姐是对的，毛主席是不会死的，一想到“死”字，我马上把嘴捂住，惊恐地往弄堂两头望去，长长的弄堂没有一个人影，才松口气。
姐姐很快地挑了水回来，小水桶挂在后面，我像做了错事，怯怯地看姐姐扁担那头的小水桶，姐姐放下担子说：不挑了，都被你气死了，看你乱说什么。我垂着头，心虚地挑起担子，姐姐却没有像往常那样甩甩辫子顾自回家。她拎着小水桶，跟在后面，一路责骂：你发昏是不是，你有毛病啊，竟说这样的疯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是不会……。说到那个“死”字，她迅速地避讳掉，转而又劈头盖脸地骂我，把她能想到的脏话、恶话统统都骂出口，我心虚地，理亏地低着头，挑着水疾步走路，平常要歇上几歇的一段路，在姐姐的怒骂声中，也不敢歇，竟一口气挑到家门口的弄堂。广播中的哀乐一阵阵地传来，跟在后面骂不绝口的姐姐，噤若寒蝉地闭了口，惊慌地和我一起竖起耳朵，当我再次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硬撑着的双腿一软，担子被我“砰”地放在了地上，随即蹲在地上号啕大哭，估计那时候倒不全是悲伤，多半是遭姐姐骂的委屈。
姐姐手足无措地拉坐在地上的我，我抹着眼泪和汗水说：我宁可让你骂的，我宁可让你骂的……姐姐也哭了，她哭着挑起水桶，我拎起小水桶跟她走，在跨进门槛时她一个趔趄，把好不容易挑到家的两桶水晃出一大片，奶奶坐在椅子上，呜呜咽咽地哭，提着衣襟擦眼泪。“奶奶”姐姐哭着放下晃悠着的两桶水，扁担横在门槛上，她跑向奶奶。
后来，每次和姐姐说起1976年的这一段往事，姐姐都无语，只是看着我眨眨眼睛。有一次想起小时候的弄堂，小时候的井眼，忍不住的又走进老弄堂去，弄堂依旧，但没有了鹅卵石青石板和那绿绒绒的青苔 ，一色的水泥路延伸着一条条长长的弄堂，井眼也再没有人挑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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