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很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不只做人要做“有用之人”，求学做事更讲究要“经世致用”，凡事必先问“是否有用”，而且不谈“无用之事”，不学“无用之学”。这种明确的目的性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有时候却难免流于肤浅、短视。庄子“无用论”的第三个层次——“反动的无用论”，就是为了矫正这种偏差的一种反动。
大家都听过英国科学家牛顿的一个传说：有一天他坐在苹果树下沉思，一枚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刚好击中他的脑袋，因而让他产生一个问题：“苹果为什么不掉到天上去？”如果牛顿生长在古代的中国，而向中国老师提出上面的问题，孔子也许会皱眉说：“你这个问题何补于国计民生？你问这无用又荒唐的问题干嘛？不要再玩物丧志了！”但庄子可能眼睛一亮，说：“你的问题看似毫无用处，却隐含深意，你应该继续追问下去，因为’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啊！”在中国的古圣先贤中，庄子很可能是对牛顿的问题最感兴趣、并给予最高度评价的人。
庄子的言论向来被认为天马行空、大而无当，在《外物》篇，惠施就对庄子直言“你的言论没有用处”，庄子回答：“懂得无用才能够跟他谈论有用。大地不能不说是既广且大了，人所用的只是双脚能踩踏的一小块罢了。既然如此，那么只留下双脚踩踏的一小块，其余全都挖掉，一直挖到黄泉，大地对人来说还有用吗？”
这段话不只是庄子对自己的学说提出辩解，用它来理解现代的应用科学和基础科学更显得特别有意思：应用科学（如建筑、化工）就好比双脚踩踏的一小块地，它是直接而用得着的知识，过去中国人很注重也很会用这一块；而基础科学（如数学、物理）就好像双脚踩踏之外的`一大块地，目前看不出对自己有什么用，但却是支撑你所踩之地的基础，你若漠视它、甚至鄙夷它，那你很快就会玩完，无法再踏出去，拓展你想要的“用”，这正是中国过去知识发展的轨迹和困局。
看似“有用”的，其实只能“小用”；看似“无用”的，却隐含着“大用”。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牛顿的问题：“苹果为什么不掉到天上去？”乍看荒诞无用，但在他穷追不舍下，却从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对日后的天文学、人造卫星、航天、巨型机械的发明做出莫大的贡献。这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乃为大用”，它才是庄子“无用论”的精髓所在，也是他可能对牛顿的问题感兴趣的原因。
西方人求学做事，有很大动机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求知欲与探索本能，“有用与否”反而是次要的问题。但就是这样“为知识而知识”，结果反而建立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对“学”与“用”的看法，反而是较接近西方先进的观点，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借鉴。
所以，如果你在碰到问题或面临学习的取舍时，老是在心中犹疑：“我问这个问题干嘛？我学这个对我个人、家庭和社会有什么用？”那你应该提醒自己，庄子说“无用之用，乃为大用”，难道你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与探索本能而学习吗？
（编辑/彭宇）
编辑提点：郑文龙
正如孔子曾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荀子在评论庄子其人其学时亦以一言以蔽之，曰“蔽于天而不知人”，衍至后世以儒家厚生利用、经世致用为基干导向的知识架构更成为传统中国文化学术的根基主流。基于实用理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先民得以早慧，由此创造形成了一个世界史上仅有的早熟且绵延不绝的文明类型。同样，在同一的“法天地”认知共相中，中西方即沿着“效法于天地”与“求法于天地”生发出了各自不同的殊相。前者着重于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的究诘推敲，后者则在宇宙万有、终极真理、普世价值间上下求索。至于文中引庄子所论“无用之用，乃为大用”似正宜为西学东渐之潮流张胆，实是作者旧瓶新酒、接引西学的权说。庄子学术不离中式实用理性之渊源及“内圣外王”理路祈向，而牛顿物理学之推本究源仍不脱其学脉传统、宗教背景，二者虽是异曲同工，但绝非殊途同归。因而，在问“有用无用”之前抑或这个问题的背后，更须三思的问题是“我执尚在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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