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辽阔的草原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围栏，到今天这些围栏几乎遍布草原上的每个角落，只不过五十年的时间。这在草原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是很短的一瞬间。
和非洲草原相似，内蒙古草原的生态系统也是非平衡性的。每年草的好坏，更多取决于当年的降水量。内蒙古草原的年降雨量在时空分布上非常不稳定，降雨量的变化会给当地植被带来变化，很难预测哪个地区明年的草长得好，哪个地区不好，因此牧业的流动性非常重要，只有流动才能充分地利用草场资源。牧民世代相传的游牧生活，实际上是建立在对这个地区生态规律的深刻理解上，对此牧民也有着自己非常贴切的文化表达。当一个孩子问他的母亲，我们为什么总是游牧和迁徙，就不能定居在一个地方吗？他的母亲会告诉他，蒙古人视天为父亲，大地为母亲，水为血液，草木为神灵。如果在一个地方定居，那么地母神——额图根会很疼的，只有当蒙古人游牧和迁徙时，就像地母神身上的血液一样畅流，会使她浑身舒畅。因此流动的游牧方式对于易遭破坏的高寒腐殖土的草原地带是最适应的生产方式，体现着游牧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上个世纪90年代，沙尘暴来势凶猛。当时很多人对此的解读是“沙多了，是因为草少了；草少了，就是因为羊多了”，这是生态平衡系统的典型假设，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过度放牧导致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我们给出的药方是通过围封转移，以减少牲畜量。围封转移在草原上的'具体表现就是由水泥桩和铁丝编织成的网围栏。但是近20年在网围栏推广的地方，出现许多事与愿违的现实。网围栏对于迁徙的野生动物构成一道人为的屏障，草原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也因此遭到破坏。放牧路径单一，牲畜来回踩踏，导致草原斑秃状沙化，有限的放牧半径内，微量元素缺乏，导致牲畜普遍出现缺素症。凡此种种，非但没有缓解草原退化的趋势，反而导致了部分地区草原退化的加剧。
上个世纪80年代初，草原承包到户，围栏开始作为权属界限逐渐出现。承包责任制的社会经济学基础是60年代哈丁提出的著名“公地悲剧”，他想象出“向所有人开放的一块草场”，每个牧民都会因增加牲畜而直接获益，但却直接损害他人利益，从长远来看也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土地承包责任制度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控制公地悲剧。然而在“公地悲剧”的假设中，人们没有社会文化规范，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如果你了解蒙古帝国辉煌的历史和游牧的传统，你就会发现蒙古族的传统价值并不契合理性经济人的自私假设，如果你曾经感受到蒙古人对草原的恋恋情怀，你就会深刻地体会到草原牧人的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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