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
袁世凯攘夺国柄,妄图称帝,章太炎怒从心中起,决意上演一出民国版的《击鼓骂曹》。王开林《佯狂未必不丈夫》描述:大冷的天气,他足蹬一双破棉靴,穿一领油油的羊皮袄,手中抓一把鹅毛扇,扇坠吊着一枚景泰蓝大勋章,不衫不履,不伦不类。接待员问他要名片,他白眼一翻,大叫:“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是在上海坐过三年西牢的‘章神经’!”通名既罢,对方并没有把他当碗大菜,依然借故阻挠,章太炎恶向胆边生,操起桌上的花瓶朝袁世凯画像猛力掷去,“哐啷”一响,花瓶与袁世凯画像同归于毁。
章太炎幼时患过癫痫,此乃个人之隐私也,一般人都会竭力隐瞒,他则拿来当歌唱,自封“章神经”。不唯如是,他还将之做理论上的升华。1906 年6月,他从上海西牢获释(因反清廷而系狱),随即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他以自身作例,说:“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只要将这“神经病”加上引号,他说的是绝对真理。
鲁迅、周作人兄弟,早年留日时都师从过章太炎。鲁迅钦佩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终生执弟子礼甚恭。时人看“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他的身上,何尝没有章太炎倡导的那种“神经病”的倾向。譬如,主张“性灵”、“幽默”的林语堂,一次在饭局上与鲁迅发生争执,就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已成神经病。”
中庸而玩世的周作人,是不会被称为“神经病”的。但是,1926 年8 月,他却在报上发表了一篇类似于神经不正常者才会写的文章:《谢本师》(谢,辞也,绝也)——他所谢的,正是章太炎。周作人历数太炎先生五四以后的落伍行状,比如“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太轻学问而重经济(经济特科之经济),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并且在电报中把“剿平发逆”的“曾文正”“奉作人伦模范”,“先生现在似乎已将四十余年来所主张的光复大义抛诸脑后了。我相信我的师不当这样,这样也就不是我的师。先生昔日曾作《谢本师》一文,对于俞曲园先生表示脱离,不意我现今亦不得不谢先生,殊非始料所及。”云云。
俞曲园即俞樾,晚清朴学大师。章太炎青年时代曾跟俞樾学习,因他后来参与维新,矢志反清,而招致俞师的痛斥:“不忠不孝,非人类也。”章氏愤而著文,宣布和老师断绝关系。周作人这里谢章太炎,从他罗列的材料看,明显小题大做,耸人听闻,事前双方并无激烈冲突,事后他也没有把这番决裂进行到底。
1936 年6 月14 日,章太炎逝世,遗嘱告诫后人“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瞧!在民族大义上,“章疯子”从来不疯!
周作人呢,偏偏在这“异族入主”的大是大非上,铸下大错。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寇全面侵华,占领北平,周作人公然附逆,出任伪职——你可以说他是为了苟且偷生,你可以说他是为了曲线做学问,你可以说他是为了挽救沦陷区的教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还可以理解他在日本留过学,太太本身就是日本人,而且他太太的日本妹妹及其日本父母也正和他们住在一起,等等——不管你怎么站在他的立场上考虑,反正,他这一回玩得出了格,身为炎黄子孙而越出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神经虽然正常而理智全然失疯,这一疯就彻底玩完,堕落为令人不齿的汉奸。
曾国藩著《冰鉴》,讲识人之术,劈头就说:“语云:‘脱谷为糠,其髓斯存。’神之谓也。‘山骞不崩,唯石为镇。’骨之谓也。……开门见山,此为第一。”曾国藩即周作人《谢本师》中提到的曾文正,乃俞曲园的老师,俞曲园即前面说到的章太炎的老师,章太炎又是鲁迅、周作人的老师。如是,透过祖师爷曾国藩的目光看,章太炎、鲁迅,不管他俩的貌相如何,脾性如何,皆堪谓神采英拔,铁骨铮铮;周作人呢,则不管他的处境如何,文章如何,总难掩饰神昏意乱、骨软筋疲的颓象——难怪他会先后与尊师太炎、家兄鲁迅断交了,根器决定了他迟早要与大气节大境界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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