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文字社会的历史刍议论文

2021-04-30 议论文

　　一、无文字社会的历史书写。

　　当人类学家笔下的社会以这种方式从时空中抽离出来，对经验材料的诠释也就必然是一种均衡分析。在作者笔下，好像特罗布里恩德社会、蒂科皮亚社会、努尔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永远如此。[3]21—22结构—功能主义忽视所研究对象历史的原因，除了受到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斯基两位导师对学科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理解决定之外，还在于田野工作场域对理论建构的巨大影响。标志着结构—功能主义诞生的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和马林诺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两部作品的田野工作地点都是岛屿，岛屿文化规模小、界限清、便于观察，且是相对隔绝的无文字社会，限于当时的研究手段也就难于顾及当地人的历史。但凭心而论，结构—功能主义也并非就完全忽视了所研究对象的历史，而是在努力以另一种方式探究当地人的历史。马林诺斯基1929年出版的《野蛮人的性生活》就关注了特罗布里恩德人的个人生命史，描述了当地人的婚前性行为、结婚、生育、离婚的过程及其伴生的事件，利用传记方法将生命周期以图示结构展现出来。[4]

　　不过，马林诺斯基仍然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个均质、结构不变的社会，个人的生命史也就是群体的发展史，对个人生命史的把握也就足以理解一个群体的大致历史。在《伊隆戈人的猎头》这本书中，罗萨尔多宣称要对伊隆戈人的社会与历史进行研究。伊隆戈社会没有文字，同样是一个人口很少的边缘性群体，罗萨尔多会如何走出前辈学者的困境，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1565年，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统治，直到1898年菲律宾因美西战争易手，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至少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伊隆戈人的生活就和外界环境联系在了一起，西班牙人、美国人、日本人轮番登场，伊隆戈人的生活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罗萨尔多引入了代际分析的研究方法书写伊隆戈人的历史。伊隆戈社会并没有文字记录其历史，也就缺乏社会制度发展的'相关文献资料，即使有也是他者带有偏见的记录。故罗萨尔多认为以往人类学中的历史研究多半出自臆测，形成所谓“伪历史的推测”。

　　罗萨尔多认为：“马林诺斯基的传记方法强调个人能力、个体能动性，克服了人类学田野工作时间较短的问题；从而展现个人生命周期与其他社会机制的互动，并且增加了社会系统研究的时间长度和维度。不过马林诺斯基的生命史研究方法还算不上民族志写作的终极指南，要将历史过程进一步加入民族志当中……将使用包括生命周期、年龄与性别角色、代际交往，以及家庭周期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概念，作为个人史研究中社会结构方面的参数。”[1]103通过代际分析能把对整个时代的撰述变为一系列个人传记的集合，并将其与这些个人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背景结合起来分析。罗萨尔多在书中写道：首先，这群人通过某一历史运动，获得了集体认同；其次，他们作为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群体，在社会中长期存在。这群一同成长的人们，随后也一同慢慢变老。通过代际分析，使我们可以了解群体繁衍、延续、变动以及完全改变社会结构的各种发展过程。借助这一分析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一代人正逐渐离开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下一代人正逐渐上升取代他们的全部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可以注意到产生世代延续，以及每代人独特特征的社会机制。[1]104—106代际分析把当地文化认可的生命周期过程、个体生活的生命史、历史事件对某一历史时段的巨大影响，以及一代又一代的社会更替过程，整合在一个复杂的叙事框架当中。

　　运用代际分析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群拥有自我认同意识、在面对生活转变时与上一辈和下一辈都截然不同的个体有所了解。罗萨尔多认为，要把历史成功地引入人类学，关键之处在于理解结构与事件之间的积极互动。[1]24作为一种事件的仇杀大体上表现了伊隆戈人对历史的理解，而且经常促成婚姻和迁居移动。事实上，在伊隆戈人的历史中，仇杀、婚姻与人口迁移是一个闭合的循环，任何一个事件都可能引发其他两种事件的发生，而这三种事件正构成了伊隆戈人历史的全部。在有语言而没有自己文字的情况下，记忆会成为历史的一种特殊形式。[6]不过，个体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模糊不清，个体的记忆也会因为个体自身对事件的理解不同，而具有选择性。[7]13因此，为了克服马林诺斯基式的个人史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罗萨尔多选取了20个伊隆戈男人，这些人在1955——1958年之间结婚，通过应用代际分析的方法对这一代人的婚姻过程的口述史研究来理解他们的历史。在罗萨尔多的理论预设中，通过记录一个群体对事件的叙述，在群体之中个体成员各自叙述的互相印证之下，可以有效剔除个体对有利于自己的表述及其虚假之处，以此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是，正如张亚辉所认为的：“以事件延续结构，找到的是结构与事件之间的横向关联，而时间意指的是事件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时间还是被忘记了。这种没有时间的历史还能叫做历史吗？”[8]此外，我们不禁要问，经过罗萨尔多精心挑选而表述的20个伊隆戈男人的生命史是否就真能代表3500人的伊隆戈社会的历史？正如年鉴学派宣称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社会史）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9]

　　样本量的大小及其样本的代表性仍然是个问题，个体—群体—整体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量”的方面，还表现在如何通过“量”的累积提高“质”的方面。以研究一个群体的历史来洞察整体的历史的逻辑基础在于“用代表性样本方法来代替全面调查”。[10]对“代表性样本”的选取过程永远只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客位分类，也就无法做到所谓的“洞察”整体的历史。当民族志文本形成之后，读者所看到的仅是作者对“代表性样本”的表述，没有进入样本的其他个体因研究者的“文字暴力”被排挤出对整体的历史呈现过程当中，他们从此销声匿迹。[11]在全书中，读者看不到罗萨尔多任何关于伊隆戈妇女生命史的完整记录。即使出现对妇女的描述，也只是穿插在对男人的描述之中，成为一种注脚。已经形成的民族志文本中缺失了妇女的声音，仅此一点就能成为女性主义人类学者攻击的口实。

　　二、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

　　罗萨尔多认为，人类学者常常错误地假设他们研究对象的文化是永恒、静止的，这种错误假设的根源在于短时期的田野工作。人类学者过分局限于自己在短暂田野中所获的观察，对他们来说，见到的就可以相信。[1]埃德蒙·利奇也认为：“这种爱好‘均衡’诠释的偏见，源于人类学家所获资料的性质和从事田野工作的条件。”[3]20经过30个月的共时民族志田野工作之后，罗萨尔多摒弃了依靠一段事件的观察构建复杂社会发现模型的做法，而是通过对个案的研究揭示更为久远的历史、探寻社会过程发展的轨迹。基于此，罗萨尔多认为：“实际田野工作的短暂对民族志研究造成限制这一点并不属实，只是一种幻觉；或者说，这种局限的确存在于某种类型的民族志调查之中。”[1]通过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克服田野工作短暂的不足。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田野工作，并非与人类学同时诞生，而是在人类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才成为一种不可缺失的研究方法，并逐渐被其他学科所借用，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的发展史中，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数人类学家的研究都是出自于“安乐椅”上的玄想，所采用研究资料依靠探险家、传教士、旅行者或是殖民者的记录。20世纪以来，人类学家对“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所作所为加以批判，认为人类学家依靠二手甚至转手多次的文献与文字所作的研究不过是对历史的臆测。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走进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中，在与研究对象的接触中目睹其生活方式、聆听其故事。在田野工作成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马林诺斯基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使人们理解了田野工作之于人类学者的重要意义。像马林诺斯基这样卓越的田野工作者，他所做田野工作的时间累计约两年半长，超过了他之前所有的人类学家。[12]马林诺斯基的田野工作时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调查的时间少于一年，就不可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入的了解。

　　以一年作为田野调查的理想时间长度，已成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一条金科玉律。但是，这种田野工作的时间规定反映的只是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周期，不能推而广之。①中国人类学界熟知的费孝通《江村经济》和林耀华《金翼》两部着作，在写作之前的田野调查时间远远没有达到一年，并没有妨碍这两部着作成为学科经典。现代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主题早已超出了农业社会，进入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人类活动不再受到自然时间的限制，对田野调查时间长度的刻板规定也就显得没有必要。时间是衡量田野调查质量的客观标准之一，也是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熟悉程度在时间上的一种体现；田野工作时间的“长”与“短”的确定，除了要考虑研究目的、研究性质以及研究所需的各种实际条件之外，调查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状况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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