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最初翻看胡适先生的《容忍与自由》时，看到了这句话，我感到又不解又好笑：若处处都容忍着，让不顺心的事扰着自己，这“自由”还有人要吗?之后又仔细读了一遍，想了想，似乎又有所理解，大概是要尊重别人的自由，所以要容忍吧。
我也就一下子说服了自己，就这么理解了。
有一次，因历史课上的问题去翻查启蒙运动的资料，其中写到了卢梭与伏尔泰：两人生前因观念不同，虽同为启蒙领袖却相互争吵了半辈子。伏尔泰离世，葬入先贤祠；卢梭病逝，法国人亦把他葬入了先贤祠，并特别选在了伏尔泰的正对面安葬。法国人为之骄傲地说：“让这对冤家死后继续争辩吧!”
卢梭凭什么葬人先贤祠?一个能与所有朋友、无数学者争吵以至无人再愿理会的暴躁鬼，凭什么?一个已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的患者，凭什么?一个在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就公然反对私有制的“疯子”，凭什么?或许，正是凭着那一代法国人的容忍。
今天，当一些西方学者奉卢梭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起源，将他的思想视作反对后现代主义与纯物质文化的利器时，我们才发现，那一代法国人对这个“疯子”的容忍有多么正确，甚至是超前。
因而，我看到了自己先前的观点有多么浅薄。苏格拉底曾说过，他自己之所以智慧，正在于他看到了自己的无知。但生活中无知的我们，却总因为无知而觉得自己是最智慧的人。而当我们抱着这样的无知态度去理解“容忍”时，浅薄也就难免了。
“尊重别人的自由”，在我们这里，说到底，便是一种“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口气，无非是为了展现自己所谓的`“宽容”罢了。抱着这种心态的人或许潜意识里就觉得我是对的，他是错的，但我气量大，我容得下他的错误。别人若是值得有这份自由，我便忍一忍；别人若是不配有自由，我也就无须所谓的“容忍”了。
或许，这正是一种深藏于人内心的，因受到“宽容”这一名誉诱惑而隐蔽了对控制的欲望的表现。它不能算是真正的容忍，只是为了取得“容忍”的名号罢了。正如卢梭在阐述科技与艺术败坏道德时曾提到的，这种为了装点的伪善一旦被识破更令人厌恶。
而真正的容忍，恐怕在于敢于承认自己的无知，并能够从心底肯定别人的价值。
不少自命不凡的哲学家、艺术家、诗人或所谓的成功人士，都会认为自己的灵魂比普通人更高尚，自我价值比常人更高。但当他们离开像面包师这样的劳动民众几个星期后，那些高尚灵魂中，不知有多少都将在饥饿的面前扭曲，变为可悲的形状。只是社会的普遍想法，就如空气一般不曾离开，而我们也就因此永远抱着无知去“容忍”别人，“容忍”社会。
人人均如此，社会也就难免无知了。
胡适先生没少受过鲁迅先生的讥讽，但他却能真正地容忍。鲁迅讥笑“整理国库”，胡适有所认同，便在演讲中呼吁先进研究室先为救国出力，再来整理国库。新中国成立后，自然少不了对胡适的一通批判，容不下先生的改良，容不下先生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更容不下先生抗战时期出任驻美大使为蒋党谋事的“劣迹”。改革开放以来，多了许多重编胡适文章的书，常见一句补充：先生思想虽有些过时，但仍有参考研究价值。看到这些，我不禁苦笑：我们终究还是停留在浅薄的容忍啊!读一本书，时时想着它是有误导的，实在是“读书三忌”之一大忌。
我们从争取民族自由开始，寻了一个多世纪的自由，却仍感到不自由。为什么?或许正是在于控制的欲望没有穷尽，不仅控制自己的自由，还要控制别人的自由。不正有网民一边做着不道德的人肉搜索，一边大呼着无言论自由吗？
可见，只有真正的容忍，才能带动社会宽容，营造讨论的氛围，形成人人有独立思考、人人都敢发言并都能有深刻见解的自由公民社会，从而改变社会的无知，推动社会的前进，带来真正的自由。
所以：
容忍是自由之前提；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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