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是缘于这样一件事：一次语文单元测试后，卷子看完了，成绩还没公布。武XX同学到办公室问成绩，一脸的迫不及待。这个同学平时成绩不好，这次考得也不行。看到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所以当时的脸色肯定也挺难看，我没有直接告诉她成绩，而是反问了她一句：“你觉得你能考多少分？”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显得挺尴尬。恰巧此时马同学来了，有别的事，也顺便问问成绩。马XX同学是班长，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也是数一数二的，看他进来，我的脸上自然就“灿烂”了，拉着他的手就向别的老师介绍：“这就是我们班的马XX！”说这话时，我已经完全忽略了站在一旁的武XX。几天后，我在周记中看到了她对办公室发生的那件事的看法。她对老师不能一视同仁提出了批评，言辞激烈，还说那件事很伤她的自尊，让她在人前抬不起头来。说实话，她的话对我震动很大，经过认真反思，我作出一个决定。第二天，我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向武XX同学道歉：“对不起，老师当时忽略了你。你能坦诚地向老师提出批评，是对老师的信任，谢谢你！仅从这点看，你就是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好学生！”后来，我找机会跟武XX的家长谈了这件事，又把孩子表扬了一番。
“让每个学生都抬起头来”，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应启发学生认识“我”的存在，从人的尊严感的源泉中吸取力量，感到自己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从上面提到的那件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能否保护每一个学生的自尊心，激励孩子的上进心，取决于教师对某个孩子学习成绩的看法。多少年来，教师心中的“好生”“差生”的标准（或称试金石、测量器）就是“分”，就是学习成绩。这种陈腐的观念，必然使一些老师自觉不自觉的对成绩好的.学生偏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而对成绩不好的学生冷淡，甚至常常给他们脸子看。应试教育形成的这种“惯性”害死人——害了学生，也害了老师。当学生刚想“抬起头走路”时，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无情地把他们的头摁了下去；当学生“想成为一个优等生”的火花刚刚燃起时，一盆冷水又立刻将它浇灭。每个学习团体都有一部分成绩差、道德水平偏低的所谓“双差生”“后进生”。对这部分学生的转化工作，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布卢姆的学生观认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学生好与差、快与慢的学习特征可以改变。作为教师（尤其是非重点学校的老师），他的教学使命之一就是要尽力为这些学生创造“适当的条件”，促成他们的变化。
杜X同学一向怵头写作文。又一次写作课，他写了一篇文章，总的来看，文章写得还不算好，但文中有两三句话写得很精彩，很有意思。我在个句子下面画了一串“O”。发下作文后，杜X同学不解地问：“老师，您画这些圈圈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好句子，写得精彩！”我把那几句话读给同学们听，大家听了，不住地啧啧称赞。杜X也高兴地自言自语：“咱作文里也有好句子了！”从那以后，他渐渐喜欢上了语文课，作文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由此可见，教师发现学生的“火星”，及时给予鼓励、表扬，这个火星会变成火苗，燃起他们学习、上进的热情。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面向全体学生，教师要具有一颗爱生之心，对每一个学生都有良好的“期待”。被期待的学生会敏锐地察觉到老师的期待，老师的微笑是送给每一个人的，他们也必然会产生喜悦、乐观、奋发向上的情绪。1960年，哈佛大学的罗森塔尔博士曾在加州一所学校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新学年伊始，罗森塔尔博士让校长把3位教师叫到办公室，对他们说：“你们是本校最优秀的老师，因此，我们特意挑选了一百名全校最聪明的学生组成三个班让你们教。这些学生的智商比其他的孩子都高，希望你们能让他们取得更好的成绩。”一年之后，这三个班的学生成绩果然排在了整个学区的前列。这时，校长告诉大家真相：这些老师和学生只不过是随机抽出的最普通的老师和学生。这个结果正是博士所料到的：这三位教师和一百名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老师对工作充满了信心，学生对学习也充满了信心，结果肯定非常好了。罗森塔尔的“期待效应”实验告诉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以前，如果能充分地肯定自己，就等于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教师应时刻给学生加油、鼓励，让学生建立起这样的自我意识：我是最聪明和最优秀的——即使现在不是，将来一定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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