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和尚的情况并不一样，有因触犯刑律出家免祸的，如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有因家境贫寒被家人舍身为僧的，如一般寺庙中的小沙弥；有参透人生，悟道为僧的，原本有一定学术根底，又精研经律轮三藏的，则是由儒而僧的儒僧。和尚中被称为高僧的，有不少人出身于儒，但在儒佛两道都有成就的`却为数不多。在这一点上，我很景仰的有两位：前有屈大均，后有李叔同。
屈大均生活于明清之际，他在明朝（包括南明）生活了21年，仅仅是个秀才，算不上明朝的遗老；在清朝生活了50年，但一直采取不合作态度。始而以儒者面目出现，传播儒家传统文化；继而又遁迹方外，以传统的逃禅方式来对抗新政权。我看屈大均当和尚似乎不存在忠明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他深受儒家华夷之辩的影响，视清朝为异族，既不肯臣服，又无力反抗，于是就利用逃禅的身份，以语言文字来保存和宣传华夏文化，这种行为当然不容于现政权，但在屈大均生前，清政府还忙于平叛定乱的重大问题，遂使屈大均逃脱了灾难，可在身后，仍然遭到乾隆的明令挞伐，上谕中曾痛斥逃禅的金堡和屈大均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屈大均虽遭乾隆的冥诛，但仍能以他的名著《广东新语》和《屈沱五书》等传世，而成为岭南儒家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
李叔同学名文涛，叔同为其字。出生在清光绪六年（1880年），处于清末民初，上距屈大均的出生整整250年（1630－1880年）。他们有若干相似处，如同处于改朝换代的社会转型期，一个由明到清，一个由清到民国；他们自幼饱受儒家经典教育，都有较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和名著传世，屈有《广东新语》，李有《前尘影事集》；他们的周围都有一批博学多识的精英，屈与著名学者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和毛奇龄等多有往还，相互切磋求真求实之学。李则与王仁安、夏茸稹⒚瞎慊邸⒎嶙逾、马一浮等为师友。他们也都性好游历。屈以南人曾北游京师，周览辽东，西涉山陕；李则以北人旅居沪滨，东渡扶桑，布道浙东南闽。综观他们的一生，都无愧于儒僧之称。
但是，他们在相似中也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虽然彼此都经历了社会转型期，可是屈所经历的是从一个封建王朝到另一个封建王朝，而李则是经历了结束封建制度走向共和国的转型，李所承担的社会冲击力自然要大得多。屈主要继承儒家文化，李则不局限于儒家文化，还对佛学、西学、美术、戏剧以及诗词等学无不博涉旁通，较之屈氏眼界更为开阔，思辨力更为深入。李氏的交游也不止是古学之士，而是社会各方人士：有饱学儒士，有文人骚客，有艺人名妓，有释子名流，这些方方面面的影响铸就了李叔同的各种才能，所以他能不拘小节地潇洒风流，他能吟诗填词绘画作书，他能粉墨登场唱京戏演话剧，真正成为津沽风流在叔同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李叔同与屈大均的最大不同处在出世道路的不同，也就是为什么由儒而僧。屈大均的为僧纯出于民族界限，1651年（清顺治八年），当他21岁时，清兵围广州，屈为表示与异民族政权的不合作，即削发为僧，法号今种。李叔同的出世道路非常漫长，几乎是尽一生精力进行层次升华。他的入室弟子丰子恺曾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分析李叔同的层次升华。丰子恺说：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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