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老妪散文1
她好像季节和农事衍生出来的农谚，朴素如泥巴，又蕴含一着膏腴，能茁长五谷。
经受岁月雕锻的脸庞，织出了沧桑之网。佝偻的身躯，有着直立的灵魂。
掠一掠被乡风染白的头发，把皱纹笑成了花。
农谚的哲意，俚谣的蕴喻，灵秀着她心灵的神髓。她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常浇洒得繁花似锦，浓绿如翳。
土里土气的品性，蕴藏着田园的风韵。有新秧的柔美，有硕瓜的厚重。
承恩着地德的厚赐，汗水和智慧又丰沃了土地。
她的一生，陪伴着屋旁的一棵古榕苦度。古榕的盘根错节，交织着她的恩怒苦乐么？
一条清溪绕村而过，溪边的水埠头，长响过她的捣衣声。她高挽起裤脚裸出的嫩一腿，曾经把许多男人的目光，搅得水花乱溅。这是她人生的一曲蝶恋花么？
她丰满的青春，曾经像一把得心应手的锄头，被爱情紧攥得锃亮，耕耘着岁月，耕耘着生活。
生存和传宗的担子，她得与一个男人一起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是男人。这就是她的生活和爱情。她就从这世代传承的一脉宗支中走过去，至今还没有止步。
溪流和池塘都是镜子，照过她的红颜，照着她的老态。红颜在记忆中淡去，老态还在现实中立下存照。她的红颜没有照片作为左证，因而暗暗抱怨乡村的贫穷和僻远。她的老态，却在寻根的电视片中，亮出了爽朗的风采。
她是农务和家务的好手，锄镰和锅瓢，相濡以沫与她的生存相绾缠，使她从锦瑟年华步入了暮年晚景。她淡然一笑，这是人生必由之路。
她的眼眸明敏，一眼便看出混在稻苗中的稗草，正如她善于辨识人世的是非善恶一样。
她亲近泥土的炽烈浓情，始终没有降温。这种近乎血缘之情，闪烁在季节的深处，俏映着犁地的鞭花，镰刀的银光，丰收的歌谣。
一代比一代好，一代比一代贤，这是她由衷的祝愿，更是大千苍黄的正道。
由是，回顾苦厄坎坷的往昔，她无悔无怨。她把一掬掬苦辣甜酸，谱成一阙平平仄仄的诉衷情。
乡村老妪散文2
乙未年五月十四日，时间刚过一月零十天，再次回到老家，是因为吃侄孙女效仪的出阁喜酒。
人啦，日子荒疏久了，就容易怀旧。酒席散去，星儿镀亮了月光，静夜天蓝如水，仿佛人世间一切事物也都如水流过境，杳然无息。
长夜漫漫，黎明之后，又是一个挂晶莹露珠的清晨。
围桌饮酌，阳光透过花窗，将几个长辈和同辈长者的身影夸张成小矮人儿似的佝偻模样，便难免慨然物世的沧桑。时间易逝，生命轮回，刚离开父母襁褓咿呀发语的子女，就已择婿于归，远嫁他乡成为人妇。
于是，每次从老家回来，耆翁老妪，乡事亲情便总是牵扯着儿女的心扉。（245字）
一
吃罢喜酒之余，每与族中的高龄长辈启凤二娘久坐，闲话桑麻。言语之中，颇感世相万千、尘事繁复，寻常物事莫不悉如苍狗过隙，稍纵而逝即湮没于尘。
启风二娘，是同宗大房族中年岁最高的女性长者。要细说二娘启风，是用一部书也叙说不完的，此篇只能拣个大概说说而已。
二娘的存在，可以说是村里的一个奇迹，也是一道风景。启风二娘虽然没有什么“文凭”，可是，若以儒家传统文化知识而论，却是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人物。
二娘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庚午岁七月二十三日未时生的人，今年已满86岁。目前，启风二娘，不仅是本宗族在世老人中年龄最大的长者，也是本寨村落里年龄最大的长者。
二娘的娘家，是与本村相隔不过五里地的映寨的一户家道殷实人家。在旧时代的乡村，像二娘不仅读过私塾，还上过新式学堂，且能读到小学五年级的女性是不为多见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映寨张家的这位大小姐启凤姑娘，刚满十七岁便嫁至我村邦寨做了我的族叔祖欧阳传芳的儿媳，成为族叔昌胤的配偶。因为族叔昌胤在家中排行第二，口语中我们将其叫做“二爷”（“爷”，读作第一声“阳平yē”，与“叔”同义）；因此，启风就自然成了我们的“二娘”了（“娘”，读作第一声“阴平niāng”，与“婶婶”同义）。
族叔祖传芳的家庭也是本村落里的殷实大户人家，大窨子屋，田地山林宽广，一对姻亲两个家庭算得上是“门当户对”。也正因为如此，不数年，相逢“解放”，“土改”划分成分时，这一对姻亲的两个家庭自然也就双双成了“地主成分”。其时，结婚虽然才三五年的昌胤族叔与小其一岁的媳妇启凤二人，既已“成家立业”，自然也就成了“地主成分”。而且，这一顶噩梦般的“地主”帽子，一戴就是二十七年 ，直到1979年1月11日中央发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之后，二娘一家和全国众多的“地主、富农分子”才得以“摘除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其子女的成份也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不再看作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不再遭受政治上的歧视和排挤。这是后话。
因此，传芳叔祖的三个儿子解放前自然也是读过私塾的了，颇有些国学的根基，二儿子昌胤还练就了一手好书法，尤其擅长大楷，书袭柳公权之“柳体”；而长其8岁的胞兄昌辉则专攻小楷，艺学先祖欧阳询之“欧体”。因而寨中凡遇起房造屋、娶亲嫁女或老人过世等红白喜事，书写对联一类的事便均是由弟弟昌胤执笔；而撰写帖子、讣闻一类“文案”则由其兄长昌辉捉刀；而三儿子昌贵则成为红白喜事有名的“吹师爷”和“扎棺罩”的艺人和“画匠”。
其实，族叔昌胤“二爷”与我的父亲并非同胞的亲兄弟，他们的祖父一辈才是同胞的亲兄弟，是共曾祖父的，到我这一辈已分支五代人了。旧时，我的高祖父生了七个儿子，即我的曾祖辈，我的曾祖父永魁排行第六，族叔昌胤的祖父排行第七，至我辈时，族中分别称之为“六太”和“七太”。当曾祖辈们有了儿子时，曾经统一按照出生顺序的先后排列了“十兄弟”，即我的祖父辈。我的祖父传勋排行第五，同辈称之为“五哥”，下辈称之为“五爹”或“五爷”，孙辈称之为“五公”。族叔祖传芳排行第四，其胞弟传馨则排行第八，称呼按排行类推。后来因“兄弟”不断增加，这一辈的长幼顺序也就没法继续再往下排。到了我的父辈一代，虽然仍旧沿袭了这一传统，又按出生顺序排了“十兄弟”，以此而论，族叔昌胤二爷则又该称为“十一爷”了，其配偶启凤二娘则为“十一娘”；其兄长昌辉则为“八爷”；我的父亲昌期排行第五，同辈称之为“五哥”，下辈称之为“五爹”或“五爷”，孙辈称之为“五公”。再后来，同宗分支越来越多，这种在大宗系里排序的办法就变得更加难以通行了，便改由在同祖父的小支系内部来排列长幼顺序了。
起凤二娘，晚年眼患白内障十数年，双眼视力已几乎为零。因我曾在州政府办负责过金融财税、工商、农业和科教文卫科等方面的工作，便经我的帮助和联系，嘱其子女将其就近送入黎平县人民医院接受“光明行动”免费进行“白内障”手术治疗，晚年得以重见光明。是故，二娘对我就特别显得亲近和热情，有了一份感怀之心。更由于她的孙辈中，有几个都曾经是我教过的学生，特别是在她第三个孙子读初中的问题上，得到过我的鼎力相助，就愈加铭记于心了。在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里，地主成分家庭的子女备受歧视和排挤，顶多能让读个小学，初中、高中是不给读的。而其时，我正好在家乡的一所带帽初中里担任着几门主要学科的教学工作，二娘和二爷便来找到我。也好在那时教师紧缺，“塘中无鱼虾子贵”，我甚至以辞职来要挟校长，才使得二娘的这个孙子读上了初中。当后来这个远房的族弟和我本支的一个族弟一起上师范时，我已在县城工作了，他俩就读的师范正好与我的住处隔邻，在学校生活十分贫乏的年代，到我家里“蹭火食”更成了家常便饭。二娘的这个孙子由此成了该家庭四男二女六个孙儿孙女中唯一读过初中，后来还成为了吃“俸禄”的公家之人，一直当着国家公办学校的教师。
启凤二娘少时天资睿智聪颖，记忆力过人。由于她在解放前读过私塾，又曾上过新学读到小学五年级，故而《四书五经》之类是其平常的日课。所以，如今虽然已经86岁高龄，但记忆力却仍旧惊人的好，对《诗经》《幼学琼林》《三字经》《增广贤文》、唐诗宋词等一类儒家经典都尚能整篇（首）或整段地背诵下来，且以此来教育子孙。后来，她的那个当老师的儿子的儿子由其带大，自幼便受其濡染熏陶，考上了政法大学，既而考上研究生，在我出生的村寨里是继我的长女之后的第二个硕士研究生。
启凤二娘对村庄里的过往世事、地物民情更是谙熟于心，任何时候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而从未有过舛错，真是堪称村寨里的一本“活字典”。其如，在本村庄里，但凡谁家父母忘记了自己子女的生辰日期，或谁家子女不知道自家老人的生卒时间时，便会说“去问二娘”，或说“去问二奶”。只要是启凤这二娘嫁至本寨后所发生或是她所听闻过的，她必定会给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一清二楚，包括年月日和时辰保证绝无差池。又比如，当今大多的成年人，无论是大专生还是本科生，亦或是硕士博士生，能有几人还背得自己在小学、中学里所读过的语文课文？到了四五年级，恐怕连一年级的课文也早已还给了老师，别说是到了读大学或是参加了工作之后。而启凤二娘则不一样，就连其早年在娘家上私塾时所读之蒙学课文，七八十年过去，至今她也还能流畅准确地原文背诵出来。再如，按照常理说，作为一个自然人，成年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了年纪，特别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耋耄之人，记忆力都会急剧衰退下降，常常是朝历夕忘，甚至是即说即忘，而唯有启凤二娘是个特例。如今，启凤二娘虽然已经是85岁高龄老人了，但是在接受新信息方面，她也仍然具有惊人的表现，不仅不会输于年轻人，反而是有过之无不及，记忆力强胜于年轻人。其如记忆座机电话或是手机号码，只要对她说起过的都能熟记并铭刻于心。
于是，与我同返老家吃喜酒在旁的大姐便说：昨天已把我与你的手机号码告诉给“二娘”了，你试试她看是否还记得？一问，果真记得准确无误。于是，我便又将妻子和女儿的手机号码告诉给二娘，半日后，突然对其提问这几个号码，的确又被她牢牢地记住了。据说，如今在“二娘”的心里已“存盘”了百十个手机号码和座机电话号码了，别说我们的这两三个号码！你说，这二娘的记忆力惊不惊人呢？如今，二娘的衣兜里，还揣上了孙子们给她买的一款老人手机，屏幕大，字粗体，我回到凯里后她还不时给我通上一阵电话。只是耳朵的听力有所下降了，说起话来费事得很。
接着，我又进一步深入具体地向她老人家了解到本村庄解放前后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口数据，并按照姓氏、家庭及其成员名字逐个记录核对了下来。在此，且略去具体家庭、成员、姓名等末节，权且记述于下：
一九四七年底，村中总户数30户，其中，杨姓5户、欧阳姓11户、吴姓13户、王姓1户；总人口133人，其中，杨姓22人、欧阳姓57人、吴姓人51人、王姓3人。
一九四九年解放时，村中总户数34户，在一九四七年底的基础上增加4户，其中，欧阳姓增加3户、吴姓增加1户；人口150人，在一九四七年底的基础上增加17人，其中，欧阳姓增加14人、吴姓增加3人。
截止二0一五年四月底，村中总户数103户，其中，居住本村77户，（欧阳姓46户、吴姓24户、杨姓7户）；因工作或打工暂时外迁的26户（欧阳姓16户、吴姓9户、杨姓1户）；总人口444人，其中居住本地353人（欧阳姓203人、吴姓117人、杨姓33人），因工作或打工暂时外迁的91人（欧阳姓59人、吴姓32人）。
对于这次实地采访的收获，我有理由相信，这是启凤二娘晚年给我留下的一份十分宝贵的户籍人口资料遗产，也当是关于我邦寨自然村落人口方面唯一的信实数据。将会给今后从事历史、民族、人口等研究的学者提供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证。
“我们寨子，是一九五二年阴历四月份搞的“土改。”二娘接着又以惊人的记忆力回忆起“解放”初期村庄里的事，“是初八的那天开的大会，叫做‘分胜利果实’。”我查对《万年历》，这一天刚好是公历的5月1日，恰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纪念“劳动神圣”的节日里，我出生的村庄广大的农人老百姓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因此，这一天不仅成为了新旧两个世界发生颠覆性逆转的纪念日，也真正成为了所有制发生根本性大变革的历史分水岭。难怪本就记忆极好的二娘，虽然距今60多年过去仍旧记忆犹新了。
在土地改革时期, “二爷二娘”，属于被打倒的“地主成分”，其私有的金钱、粮食、衣服、什物等都被作为“浮财”分给了“贫下中农”。由此，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二爷二娘”的家庭，不仅本人包括其子女也都经受了无尽的屈辱、艰辛和困厄。“建军节”和公社开大会时，给军烈属、后勤送柴火，罚其扫街道，为通往公社的小道铺砂石、修路，召开会时还得被隔离等等，如今当她老人家在回忆起这些历史的往事时，我一直留心注视着她的表情和眼神，却已全然没有了旧时的闪躲、惊恐和悸怕，显得平和、冲淡而安然。
原来，时间真的似乎可以冲淡和消解一切。
二
20多年前的父母，才是我们身旁的大男孩和大女孩；20多年后的大男孩和大女孩，则已成为我们身旁的老父老母了。
原来，时间还是一个随时可以施变魔法的鬼魅圣手。
显然，老一辈人于绵延不绝的生命渴望和希冀中，无异于肥沃的泥土中埋下的生命伏笔：“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枯荣交替,瓜瓞连绵。作为人，谁也无法漠视或企图修正这种生命的规律。生命的河流奔腾向前，只有永远珍惜这生命情缘、人生情感之人，才会配有绵延不绝的蓬勃生命，并享以生命不绝如缕的演绎、馈赠。
于是，在这神奇的宗族血脉之旅、丰沛的家族生命之流里，我还要心怀虔诚地提及村子里另外一位年事已高的女性长者，她就是烙在我记忆深处的同宗小房族中的四娘吴求兰（“娘”，读作第一声“阴平niāng”）。
求兰四娘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甲戌岁正月十五日戌时生的人，今年82岁，仅小启凤二娘四岁，她是本宗族也是本村庄健在的老人里边，龄高居于第三的老人。四娘的配偶昌炯即我同宗小房族中的四叔，是我父亲的堂弟，口语中我门叫他“四爷”（“爷”，读作第一声“阴平yē”），比四娘年长一岁，是本宗族也是本村庄里健在的老人里边，龄高居于第二的长者。
在同宗本支系小房族里的八个老人中，四叔四娘夫妇俩，已是最后健在的一双老人了。
前文言及的我本支的那个族弟，即是四娘求兰和四叔昌炯的独生子，也是我所教过的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所属公社的附设初中当民办老师时，族弟克盛便是我的学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州境榕江县的一所中学去当高中教师。头年，族弟高考受挫，三叔祖和四叔四娘便将这个“宝贝疙瘩”安排跟随我去就读培养。后来是，四爷四娘的这个儿子与前文提及的二爷二娘的儿子一起考上了师范。再后是这两个族弟都由国家分配工作当上了老师，我亦从榕江县调回了自己的家乡锦屏县工作，先是二中、一中，后是县教育局、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再后是州林业局、州政府办、州政府信息办、州政府督查室、州委州政府督查室，这二个族弟也还是一直不曾脱离过我力所能及的视线。于是，四爷二爷和四娘二娘四个长辈便经常唠叨起，说我是“有恩”于他们家庭的“贵人”。于是，每当听说我回到了老家，我还来不及上门去叩拜几位长辈，长辈们倒是先上门看望我来了，亲情且厚且浓、至诚至真。特别是四爷的父亲即我的三叔祖在尚未去世之前，则必是要嘱咐他的儿子儿媳即我的四爷四娘请我去家中吃饭的，稍慢了便会遭到责斥。记得有些年，三叔祖还将自己打猎安套捕获来的斑鸠和鹑子（形同鹌鹑的一种野禽）一类的“野味”烘干留存下来，专等我回到老家时得以“尝鲜”，吃是吃的，并有未烹饪先包好了的，还执意让我捎回城里。
三叔祖大名传谟，于1982年8月 日去世，享年74岁。那年，我与妻子回去奔丧，也是他老人家生前的叮嘱和期望。三叔祖生前曾多次当着族人的面交代：“我死后，不管国林（我的乳名）晚崽在哪里，都要回来送我。”其时，我远在榕江县属的平永区中学教书，山重水复，远隔数百里。那时交通之落后，远远不是现在能够想象得到的。往返途中，必须得在黎平县城住一晚，或在榕江县城住一晚，紧赶慢赶，第三天才能勉强到得了老家或是学校。到家时，见灵堂里所悬挂的三叔祖的遗像，还是几年前我给他拍摄的“作品”。那是我最早购买的一台“海鸥”牌双镜头照相机，用的是黑白胶卷，一个胶卷可照12张或36张，照好后拿到专门的照相馆去冲洗加印成明片。后来我游学沪上，又将三叔祖照片的底片带到上海加印放大成一尺二寸的大幅明片。记得，一起拍照和放大的老人照片中，除了三叔祖的照片，还有我的父亲和同宗旁支的昌义大爹（自高祖父辈三兄弟开始分支）、同宗分支的昌远四爷（自曾祖父辈七兄弟开始分支），本支的昌炯四爷求兰四娘、昌雯三爷黄氏新三娘（自祖父辈四兄弟开始分支）等等长辈的照片，也都是出自我的手，不仅拍照、加印还将其放大。后来，这些照片都无不成了他们告别这个纷扰的阳尘世界最后的“遗像”。痛定之痛后，让人嘘唏不已，我甚至怀疑是因了自己给他们照相片时而偷走了他们的阳世岁月和灵魂似的。因为旧时乡野之人，本就流传着这类愚昧的说法。我的母亲和老三娘就从来不肯照相，不知是否也是因了这个缘故？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娘的音容相貌早已变得模糊难以记得了，想来这真的`是件令人终生而又后悔莫及的事情。
那时，农村的条件极其有限，一是受制于经济，二是受制于交通，一般家庭没有条件去县城的国营照相馆照相。后来有了到乡间游走流动的照相之人，也是极其少见，一年半载难得碰上一回。而有时即使花了照相的钱，又不一定能得到照片。碰上守信用的照相师傅，也得等上一年半载的才能拿到相片。如果不巧遇着了骗子照相师傅，花钱照了相而不给照片，万一哪个猴年马月碰上了那个照相的师傅，便哄骗你说“曝光了”，其实是根本就没有安装胶卷，只是为了骗钱，一张两寸的照片五角钱。
于是，我更有理由相信母亲没有留下相片的根本原因了，其实还是舍不得花那个“冤枉钱”。膝下五个子女都在读书，上面还有老人，一大屋子人，哪里不要用钱？再说了，娘一定也自有她的托词：“一个年老色衰的妇道人家，照相也不好看！”当然，作为儿子我在心底怎么会不明白呢？因为娘还在年轻美丽的时侯，我们子女又还没有长大，等娘逐渐变老了，特别是到了晚年更是年老体衰、面貌失色，娘就更是不愿意去花那个不值的冤枉钱了。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那时的照相技术传播落后，加上我们作为子女们的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娘的生命大限的突然沓至，于是，娘始终未有留下一张照片的事实便成为了注定的宿命，由此也让我们做儿女的遗憾一生。
自后，在我回到老家的极其有限的日子里，特别是启凤二娘到了晚年光景，在与之相处叙话家常的时间极其共同语言或许就要显得更多一些的缘故。当然，或许这也因为启凤二娘自身也是一个具有文化知识的母亲般的长者，出于她对我这个从山寨里“鱼跃龙门”的第一个大学生和晚辈知识文人的偏爱的原因，由此我们之间的话题就要宽广得多。我们之间的“母子”关系，除了四娘外，就尤为显得更要亲热一些。也因此，四娘、二娘从来都是亲热地直呼我为“晚崽”。
这也是由于我自身的母亲，早于1974年古历12月27日酉时去世，时年仅55岁；父亲也与于20xx年7月22日离开了我们，时年88岁。由此，自己开始渐渐感觉出要想再获得长辈们关爱的亲情已日渐减少，而更多的是转向了自己对子女、对亲人、对朋友、对他人的关爱。于是，我称呼“四娘”和“二娘”的“娘”字的字调，也逐渐地由“阴平niāng”变作了“阳平niáng”，视她们为自己的亲生母亲一般，以显得更为亲切。待后来自己也有了子女，我夫妇二人便更是傍着子女们直呼她们为“四奶”和“二奶”了。
如今“四娘、四爷” 和“ 二娘”的年事已高，都已进入了耄耋之年，见面的机会将日渐显少，甚至可以说是不知哪一天“说没了就没了”。因此，我们娘儿彼此都尤为珍惜。一有机会回到老家，每次总要带些心意去看望他们，陪他们坐坐，话唠话唠。特别是自从“二娘”家安装了电话，后来这两年孙子们又给她买了手机后，我和妻子与二娘仨娘儿还不时的通通电话，只是到今年她的耳朵又聋了许多，总是“答非所问”，而不能顺畅交流了。
而“四娘”呢，由于少时未读过书，加上晚年孤独嗜酒，又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摔伤，盆腔髋骨碎裂开来，坐骨神经受到严重影响，卧于床上动弹不得。但四娘命中自带“福分”，我夫妇及时得悉情况，因为妻子所在单位一同事的母亲也刚遭遇同样的摔伤，状况一致，就是请了黎平县双江乡下的一名草医上门来及时治疗得以痊愈的。既然如此，妻子向同事问清楚了草医的情况后，便火速与黎平县城的熟识取得联系，感谢那位热心的熟识，亲自将草医找到并专程送至我的老家坐下来给四娘诊断治疗。三两日医生离去，留下药酒，再三嘱咐家人继续给患者卧床涂抹用药，非满七天不能下床活动，否则将会留下“跛脚”的后遗症。可是，性急的四娘，自我感觉全部都好了，未满五天就擅自下了床。好在四娘的那次严重的摔伤，除了应证了医生所说的“如提前下床活动的话，就会有点跛脚”外，其余倒是复好如初，行走自如，没有留下更大的后遗症。
如今，四娘的身体和记忆力已经越来越差了。年轻时全凭自己种地喂猪，并经常烧酒挑到集市上去卖，以换取儿孙读书生活的资用以及家庭的日常开销。那时的四娘四爷，身板结实，生活充满活力。待儿孙们长大成人并有了自己的职业和家庭，并喜见了重孙后，四娘四爷却成了实足的“留守老人”，特别是晚年，她与四爷两个老人守着老屋，儿子儿媳已在前些年就已另造新房定居于所工作的集镇上，与老家相隔二十华里；长孙大学毕业后结婚有子亦与自己的父母住在镇上，后又到了州府凯里经营酒店；次孙大学毕业后随公司远赴在非洲打拼了几年，复又跳槽回国另谋职业，高不成低不就，而至今滞居凯里其长兄所经营的酒店，尚未有着落。四娘四爷孤守老屋，而四爷喜欢打牌，也极少陪伴四娘说话、唠唠家常什么的，甚至是一天到晚连人影儿也难遇见。四娘孤独着呢，怎么不“借酒浇愁”？她老人家留给我们的这些表面印象，深究起来，其实是有着足够让我们扪心反省的无尽无奈和凄惘啊。
我的娘亲，一辈子没出过什么门，最远的莫过于六十年代初期，到过我大姐读书的 “铜鼓农业中学”，不出四十华里；其次便是回黎平县属的“程寨”娘家探亲了，不出十华里，家务事多，总是来去打个转，从不夜宿。二娘一辈子也没出过什么远门，最远的一次就是晚年到黎平县城做“白内障”手术那次，五六十华里，算是出了县界。记得，是一九八七，四娘曾带着她未满三岁的长孙金勇到过我所在的县城住过一个礼拜；一九九六年又曾独自到过我工作所在地州府凯里住了两个星期，那是她一生中走过最远的地方了。如今，四娘和二娘的耳朵越来越背了，我夫妇二人乃至我的大姐都曾想到要给她俩配一副“助听器”，期以能够昭聋发聩。但是经过咨询医生，却又必须通过对本人的检查测试才能配置，不能乱买，否则还会适得其反。而又苦于两个老人如今都坐不了车，一上车就头晕。这个未了的简单的心愿，恐怕是最终也难以实现了。好在，四娘二娘两个老人如今的直系子孙已繁盛，并多有出息，如何让耄耋老人愉快幸福地安度晚年，已不必我等过多操心。
结束语
我曾经笃信，时间的“永恒”。但是，如今想来，一切又是那么显得缺乏真实，变得越来越缥缈、虚幻。
那一天终将到来：当耆翁老妪生命肌体的最后一环链条戛然断裂之后，“永恒”一词再也经受不起“岁月”之兽的褫夺和吞噬！
“时间哪里去了?”近些年，这句颇为热行的潮话，似乎注定一语成箴：“天会荒地能老”。
如今，“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已经成为世界不争的事实，远离我们亿万光年的月球、火星、木星和已经沉寂了亿万斯年的海沟、地心、空洞……不照样也被人类的魔手搅动得彻夜难眠、天翻地覆么？
所谓能给乡村、乡事、乡情、乡心加固保险的“传统村落”这把铁笼大锁也终将会被时间的魔手自我砸碎。
在一个急剧变革、融合和演变的时代，一些世相来路不清，一些事物也会去向不明，谜一样，时间被裹挟其间，“永恒”不攻自破。俗谚云：“兔子满山跑，哪里有水有草哪里做窝。”那就趁了目下牙口和脚力尚健，多亲近亲近乡村、多感知感知乡事、多体会体会亲情、多怀藏怀藏乡心吧！如果还能将其诉诸文字，敷衍成篇，那未免不是一桩莫大的喜事和幸事。
因为一不留心，暂时的“永恒”也会身不由己，即刻破碎、泯灭无存，再也寻找不着。
耆翁老妪，乡村乡事亲情儿女心，终会与生命俱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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