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木匠
在我们村，一个孩子长到五六岁了，除了熟悉自家和左邻右舍的人，还必定知道这样三个人：木匠陈明恩、杀猪匠朱有宝、支部书记陈尚前。
说起来，木匠陈明恩是老牌的名人了。因为木工做得好，好多年前，还在青年的时候，他就声名卓著了。一个人有了名气，就像某种东西有了气味，要慢慢往四周扩散，很快，他的名声传到外面去了，方圆三四十里的人都知道我们村有个木匠陈明恩，远近的人都来请他做木活。
但在我们本村人的眼里，主要是羡慕他家的日子好过。早些年，就是大集体生产的时候，村里有一个木业社，陈明恩是木业社的组长，他带着一帮人一年四季在外面给别人修房子、做家具，很少在村里露面。他差不多完全脱离了生产，不像个农民。村里人暗地里对他有点眼红。你想，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成年累月跟泥巴打交道，那是多苦的事，每天在泥地里从早干到晚，出汗流血，累死累活，挣到手的不过是八九个记在账上的工分，至于粮食和现金，那得等到年终时才能见出分晓，也许是进账，也许还要倒贴呢。可是陈明恩却不要什么破工分，他天天在主人家的屋檐下做工，不吹风不淋雨不晒太阳，还成天吃香喝辣，抽旱烟，喝茶水，最后还把现钱揣进口袋里……虽然，那钱大部分要交给队里，可是，他家好像总是不缺钱花，你看他儿子梦生穿的衣服和鞋子，从来都是到商店里买，洋式好看，哪像我们，全要自己做，土头土脑的样子……
当然，后来包产到户，情形有了变化，农忙时，他也要回家干活了——他的名气再大，总还是米秀英的男人吧，那么他得回来帮他女人割麦子，收稻谷，挖红苕，点小麦，种油菜……但毕竟是手艺人，到底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做了一些粗笨活，他的手还是白净的，脸也白。他穿的还是四个兜的中山装，衣服上没有泥巴点子。他在路上走，两只手背在背上，步幅不大也不小，很文雅的样子。跟人说话，先把一只手端在面前，把手指伸开，说：“第一……”然后把一根指头折下来，“第二……”又折下一根，很有路数，一看就是那种见过世面的人。要知道，满村的人，这样爱清洁、有讲究的，除了他和支书陈尚前，再也找不出第三个了。就是朱有宝也不行，他一身猪肉气。
但是，羡慕也好，眼红也好，我们把这些心思都藏在心里，不让陈明恩和他家里人知道。就是说，我们是背地里羡慕，当着他们的面就做出没事的样子，不显露出来。不是哪个人这样，也不是哪几个人这样，差不多全村的人都如此。
还有一件事，也是外人绝不会想到的。按说，本村出了个这么好手艺的木匠，那该“近水楼台”了吧，可是说句实话，本村的人要修房、做家具，却不是首先去找陈明恩，而是悄悄跑到村东十里之外的张家坝去找张木匠，张木匠不得空，就到村西十五里外的王家沟找王木匠，如果王木匠也不得空，而这家具又是必须赶紧做的，比如是打发女儿出嫁的嫁妆，日子已经定了，那么迫不得已，只好回头找陈明恩了。
有一件事要保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你先去找过别的木匠。知道了，他是死活不来的。弄不好，到时候你的女儿就没法嫁出去了。
怎么回事？——他人品不行，我们看不起他。……他偷鸡摸狗的，把本家的侄媳妇都睡了。他势利眼，对干部点头哈腰，对家境贫困的，往往是斜眼看人。他私心重，什么东西都往自己手里抓……
说件具体的事吧。有一年夏天，我那时已经十二岁，该分床睡觉了，可是没有床，父亲就请陈明恩来做床——他那几天正好外面没有活。
父亲跟他是这么讲的：工钱十元，管饭。因为同在一个村，晚上他回家住。
他用十天时间做了这架床：头两天备料，作息时间大致如此：上午九点上工，中午天热回家休息，下午三点又来，八点回家；第三天解料，作息时间依旧；第四天做了四只床腿，作息时间依旧；第五天做了前后两个床枋，又做了两把三角形的木尺——我们奇怪，要木尺干什么？第六天做床架，又做了一把犁——我们又奇怪，做犁干什么？第七天先做了一只抽斗，而后开始把床组合成架；第八天，上午没来（在家里给自家编撮箕），下午来，继续前一天的工作；第九天，上午来，下午不来（在家里栽烟）；第十天，完工，收取工钱。
完工当晚，母亲把父亲好一顿抱怨：人家做一架床顶多只要五天，他倒好，整整十天，我多费好多米面，还有肉和油；这且不说，还用我的木料做抽斗做木尺，还做犁头，然后大摇大摆地拿回去，成了他家的东西，哼，占了多少便宜……你个砍脑壳的，我们吃了多大的亏！
我也觉得亏。我也怪父亲为什么不去找张木匠。父亲看我们都怨他这不是那不是的，发脾气说：“老子以后不找他就算了，说说说，吵其死个人！”
后来，我们家就再没请陈明恩来做过木工活。要做什么，还是去找张木匠或者王木匠。
至于别的人家，除了支书陈尚前、会计朱三娃他们几个——人家是干部嘛，那自然要另当别论罗——除了干部，别的人家也不大请陈明恩去做木工。不过，他们是不是也遇到过我们这样的事，我们没有问，也没人说起——这个可以理解，大家住一个村，怕得罪人。
后来就形成这样的局面：木匠陈明恩在外面名声越来越响，但在我们村，却很少有人提起他。
他是我们村的手艺人，但他的手艺是做给外地人的。
我们给外村人养了个木匠。就这么回事。
二、杀猪匠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最为风光的还是杀猪匠朱有宝。他让我们有肉吃。那个年代，有肉吃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
朱有宝背着各式各样的刀具，穿着一身油光发亮的衣服从村路上走过时，凡是看见他的人，哪怕相距半里远，也要赶紧停下手中的活，往前走两步，热情地喊一声：“朱屠夫，又到哪里去杀猪？”好像这么问一声就有望吃到猪肉。可是朱有宝听了就像没听一样，只在嘴里“哦哦”胡乱应着，继续埋头走路。这种话他听了几十年，懒得答理。问的人就有些丧气，好像到嘴的肉又丢了。
村里的小孩都怕朱有宝。比如，一个孩子因为一个什么事，正在哇哇大哭，忽然有人吓唬一句：朱屠夫来了！他的哭声立即就断了，慌里慌张地四处张望，赶紧往大人怀里钻。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
朱屠夫并不是恶人，之所以怕他，因为他是村里第一个敢杀生的人。他把一条活蹦乱跳的猪按在那儿，一刀捅进它的喉咙，一股血就喷出来，先前还四脚乱踢、尖声嚎叫的猪，慢慢就没声音了，不动了，死了。他杀猪的时候，我们跑到老远的地方，想看，又不敢看，心里咚咚乱跳，他脸上却是啥事没有的样子。
他的刀也是叫人胆寒的。刀尖上闪着几道光，这光闪进猪的喉咙，从喉咙里退出来了还在闪。他的杀猪刀不止一把，大大小小有很多，都在闪烁，闪得乱七八糟的，叫人心里害怕。
朱有宝杀了猪要带走猪毛，要带走猪尿包，还要带走一个什么内脏。此外，要在主人家吃一顿饭，喝半壶酒。端上桌的炒肉就是从刚刚死去的猪身上割下来的，还是热的呢。酒酣耳热之际，主人带着讨好的笑和乞求的语气对他说：朱屠夫你把硬边多砍点过来，软边给我蓄好点——硬边是卖给国家的，少卖点何妨，软边是留给自家吃的，多留点多好。
“晓得。”朱屠夫每回都只说这么两个字，多一字也不肯。吃饱喝足之后，他果然手下留情，按主人的意思办。
当然，你如果是个吝啬鬼，连个猪尿包也舍不得让他拿走，桌上的酒水也不充足，那就怪不得朱屠夫了。他的刀子一偏，好肉就要卖到市场上让别人吃，你自己留下的，孬肉肯定就要多一些了。
朱屠夫的刀是长了眼睛的。解肉的时候，主人叫砍一块五斤的肉，他一刀划下来，拿秤一称，不多不少，正是五斤。也偶尔失手，要么秤杆有点翘，是五斤一钱，要么秤杆有点沉，是四斤九九。也差不到哪里去。
朱屠夫的手艺不错。他经手的猪，猪毛理得很干净，猪肉里也没有充血。
全村只有朱有宝一个杀猪匠，腊月里，他忙不过来，有时一天要杀六七条猪，这家的活还没完，那家就来人等着了。有时候，等的人还不止一个，就互相争起来，争的结果，是其中一人把朱屠夫装行头的背篼背走了。朱屠夫没办法，只好跟着背篼走。
说朱屠夫在外面有情人，怕是没人相信。朱屠夫身上经常散发着一股生猪肉的气味，让人恶心，哪个女人愿意作他的情人呢？现在不缺猪肉吃，这么说也许没错，但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候，如果一个人身上成天散发着猪肉的气息，手上、头发上粘满猪油，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事，难道还有人讨厌这种气味？不，羡慕还来不及呢……
朱屠夫真的有情人，而且不止一个。某某是，某某也是。她们的名字，现在她们都还在村里活蹦乱跳的，不说为好。
算一算，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三十多年前就有情人，这是很超前的。那时，我们村有资格有情人的，除了支书陈尚前，也就只有屠夫朱有宝了。那时朱有宝不光杀猪，还兼有卖肉的任务，你给他几两肉票，他给你割几两。但割骨头还是割肉，割肥肉还是割瘦肉，那是他的权力，支书陈尚前也没有办法。谁不重视他的这种权力呢……于是朱屠夫有了情人。当然，那是背地里的事，外人不一定知道。
等到外人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了，这时候，情人已如春天的.野花，遍地都是了，知道了又能怎样呢，批斗？不兴这个了。
到八十年代后期，朱屠夫不耍情人了，跟那几个女人断了往来。要说明一下：不是朱有宝不愿意耍，而是那些女人不同意。她们是有理由的：这时候，市场上的猪肉已经太多，早已不再凭票供应了，想买什么买什么，想买多少买多少，还用得着再找朱有宝吗？用不着了。
三、瓦匠
村里的男人大多会一两门手艺，比如编篾、打石头。农忙时做地里的活，农闲了就做手艺。在我们村，有些东西不去街上买，而是自给自足——背篼是自己编，扁担是自己推；有些东西则是互相交换——你是木匠帮我打家具，我是铁匠帮你打锄头。所以，手艺是必得学一两样才好，光会种田还不行。
父亲会做的两样手艺是：做瓦、解料。
村里人都住瓦房。瓦房当然是瓦片铺屋顶。一间房的房顶至少需要三千匹瓦才能盖得住，而且，每隔两三年还要添瓦翻盖，因此，父亲这门手艺大有用处。
可是做瓦得跟泥巴打交道，很辛苦。工序也复杂。先是办泥。不是什么泥都行，要选没有砂石和其他杂质的地块做泥场，然后把泥挖起来，捣碎，用水闷着，这叫做“发泥”——就是使泥发酵，类似发面。然后踩泥，就是牵着牛在泥里不停地踩踏，直踩到泥巴软硬适中，抓一块起来，能像面团那样揉来揉去而不散，可随意拉长、捶扁、扯圆，要个什么形状就有个什么形状，这泥才算踩好。
比较麻烦的是做瓦。我们自家做瓦时，看见父亲是这样做的：先把踩好的泥一块一块背回来堆在院坝里，垒成一个泥包。然后在泥包旁边搭一个工作台。工作台就是用泥土垒成一个台子，上面放一张石板，还有一盆水、两个泥掌、一个刮丝和泥弓。最重要的工具是瓦桶，这瓦桶是用一根一根的细木条镶成，展开，是一个长方形的平板，合拢来，就是一个圆形的木桶，只是没有底罢了。瓦桶放在一个圆形的木盘上，木盘下面连着一根轴，可以带动木盘飞快地转动。父亲用泥弓从泥堆上取一片长方形的泥皮，捧过来贴在圆形的瓦桶上，然后一手拨动木盘使瓦桶旋转，一手拿泥掌蘸了水将那泥皮抹、压、挤、提、抽，什么手段都用了，一个成形的瓦坯就出来了，提到阶沿里卸下来即可。
父亲一天能做五百个瓦坯。一个瓦坯可以拍成三片瓦，共是一千五百匹瓦。
瓦坯阴干后进入瓦窑烧制出来，就成了黑黑的瓦片，那是成品，可以上房了。
解料，就是用锯子将木料剖开。有人修房造屋或者打家具，父亲就被人请去解料。解料必须两个人搭伙进行，单枪匹马是不行的。父亲常与三叔搭伙。
解料时，院坝里要架一副大马凳，被解的木料横在马凳上面，用“铁抓子”抓牢。父亲和三叔一里一外站着，举起大锯，平抬着肩，把锯齿对着木料上的墨线，一推一送，又一推一送，锯齿就咬进木料里去了，随即吐出锯沫面，像雪花一样撒在地上。锯子在木头里嚯嚯地响，锯沫面不停地往外飞，不久就铺得满地都是，木香也随即弥漫开来。木头的香气很好闻。
解料时，父亲和三叔都把脚叉得很开，用力将锯子推来送去。锯子在木料里呼一下过来，又呼一下回去，像在水里走一样，一点也不犹豫。一根脸盆那样粗的木料，要不了半天就被解成了一张一张的木板。
我以为拉锯是容易的，曾试着跟父亲拉了两把，谁知锯皮在木料里卡着，进不来，也出不去。父亲说我没有那个技巧，也没那个力气。
锯沫面这东西刚从木头里出来还很潮湿，踩在脚下又软又润，等太阳晒干了，松松散散的，我们就把它归拢来装进麻袋里，放进屋里储存起来，等冬天的时候好熏腊肉。
村里会解木料的不多，除了父亲和三叔，还有陈明材和朱大炮也会。但是他们没有解锯，而父亲和三叔是自己购置了解锯的。有手艺，又有工具，在外人眼里，父亲他们显然要比朱大炮他们高上一筹的，请他们的人就多了。
此外，父亲还会编篾，我们用的背篼、撮箕等用具，都是他编的。雨雪天气，不去田里干活，他就跟竹篾打交道。母亲做出豆腐来，说要挂到火塘上烘，他就编出个烘豆腐的笼子来。筲箕烂了，他就编个筲箕。不过，这些手艺村里成年的男人都会，算不上他的特长。
父亲还会磨刀、打绳，也能嫁接桃树、犁树等果树。有意思的是嫁接果树。好多年来，我们屋后一棵梨树只开花，不结果子，父亲说是品种不好，得换。春天的时候，他从外面找回几根优质的梨树枝，枝上的芽苞已经鼓起来，马上就要打开的样子。他就把这根树枝嫁接到我们屋后一株梨树上。先用刀片在枝上划一个斜叉口，又把外来的树枝削一个扁平的切面，两下一对，外来的树枝就插进了原来树枝的斜叉口里。外面再用树皮包裹起来，缠好，又用泥在接口处糊一个水斗，装一些水在里面，说是养树皮的伤。
过些日子，嫁接过来的树枝果真发了芽，长出圆而胖的叶子来。我们感到莫名的欣喜。然而遗憾的是，这外来的树枝慢慢就不长了，最终不见开花，也不结果子。父亲和我们都有些沮丧。
第二年他又嫁接一回，但还是不见长大。第三年又来……后来，我们不抱希望了，他好像也疲倦了，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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